一天，有一个我早年的学生刘胜佳来敲门。他告诉我，有一个城市，人人匆忙得连在路上撞到了也不会停下步子来争吵，谁也舍不得花时间写文章骂人，而且那里也没有几个文化人，根本不会在乎你们。那个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听，不会再有攻击、再有排挤，那该多好！于是，我和马兰决定立即动身去深圳。当时深圳的房子还不贵，我用稿酬买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马兰都没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用在房子装修上。

    马兰不是话剧演员、京剧演员、歌剧演员，离开安徽就等于失业了。她忍痛忘记耳边如潮的掌声，忘记已经很成气象的戏剧改革，忘记国际同行的热切期待。她想到深圳任何一个单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艺方面的她都愿意，就是做一个工人也可以。

    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我急忙去接，杨长勋在电话里大声说：“他们太厉害了，你逃到哪里都会被他们找到！他们现在在报纸上指责你，说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价是为他们说好话。”

    我一听马上直起身来，问：“又是什么人在那儿诽谤我？”

    “就是那个曾经歌颂你为民族脊梁，后来又编书盗印你文章的那个人，姓肖，好像在一个杂志社做编辑。”杨长勋说。

    接完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这事，不仅仅是在骂我，还骂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长是谁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来澄清，深圳市政府蒙了冤，一定会迁怒于我们。那么一来，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住下去吗？

    因此，我百般无奈，委托北京一位律师打官司，只想证明我没有拿过深圳市政府的寸土片瓦，那个肖编辑损害了我的名誉权。不久北京的律师来电话，说北京的法院判了，我败诉。

    我又上诉到中级法院，又败诉。两份判决书都写得很深奥，好像是在维护“言论自由”，但是我和律师都看不懂。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教授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一套房子并不是一个小皮包，被告当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这天，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的神色十分忧郁。她说几天前在父母的垫被底下看到一沓诽谤我的报纸。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报纸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要“打倒”这个人。

    女儿被驱逐，女婿被打倒，两位历尽苦难的老人家脸色苍白。岳父浑身无力，岳母通宵失眠。

    为了老人少受一点惊扰，我下决心不再写书了。只要我写书，就会产生学术影响，因此必然引来那些人的又一轮围攻。

    不写书了，也就不想读书了。我就铺开宣纸，开始写毛笔字。

    马兰天天站在一边，看着我写毛笔字。

    这情景，现在想起来还是让人有点酸楚。

    我和马兰只想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地从事一些艺术文化工作，从来没有想到招谁惹谁，受到了欺侮也绝不还口，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寸步难行。

    有时，马兰会在我耳边轻轻哼起小时候外婆在摇篮边唱的儿歌。小时候家乡总是洪水泛滥，那摇篮就挂在水边的屋檐下。

    我看着她，想起她出生在一个“右派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尽了冷眼，对周围人的点滴善良她都会分外感激。她似乎把点滴善良收集起来编织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并以此作为自己艺术的入口。

    我初次见到她，是观看她演莎士比亚剧，我被她的表演所折服。但是，让我真正对她另眼相看的，是她那惊人的善良。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