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马兰谈婚论嫁时，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儿问题，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可她自己又走了。离异后我本不应该再管这个养女，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有困难，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她。”

    马兰问：“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

    我说：“很困难。”

    马兰又问：“她学习还可以吗？”

    我说：“不好。”

    马兰仰头一想，说：“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我们一起承担。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能过日子。”

    我说：“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了。”

    马兰说：“管它呢，大善无惧。”

    这样一来，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

    我们结婚20多年，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问题很严重。一时间，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连马兰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

    但是，马兰有最简明的思维。

    她对自己的父母说：“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他在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那时候，‘文革’过去不久，大家记忆犹新，人人同仇敌忾。难道，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

    我岳父是过来人，一听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么悲惨，子女能做什么事？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

    我说：“周恩来为了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出来领导复课，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笔名‘石一歌’。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他们故意搅混了。”

    马兰问：“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

    我说：“我只要一出来澄清，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石一歌’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许多人年老体弱，碰到这样的事一定承受不了。我身体健康，能承受住这个压力，可以保护那些老人。”

    马兰说：“我们一起顶着。”

    第二个大冲击，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

    “大概要多少钱？”她问。

    “至少50万元。”我说。

    “建三个图书馆，这点钱怕不够吧？”她说。

    果然，要建三个图书馆，除了买书，还要买各种设备，包括电脑、摄像机、灯具等，钱自然不够了。

    她笑了：“我说不够吧！”

    虽然由我亲自选购一切，这件事还是很难瞒住大家。一位记者依稀听说我在捐建图书馆，却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就按当时捐建希望小学的惯例，报道我捐了20万元。虽然钱的数目大大缩小了，但是无法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账户里找到那笔钱，因而那帮“啃余族”立即掀起了一场“诈捐”的风暴。

    这下马兰有点儿着急了，她不是心疼钱，而是心疼我。她问：“闹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不说话？”

    我说：“这不是小误会，而是大颠倒。我一发言对方就没法活了。而且，中间又夹进去了一个讲《三国》故事讲得不错的文化人，他一定会被网络上的‘回头潮’淹没。我还是老样子，保护别人吧。”

    她说：“不错。地震死了那么多人，谁也不该在大灾难中洗刷个人。”

    我说：“三个图书馆都在那里，用不着多说什么。”

    我和马兰都是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的，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就像从乱石堆中长出来的两棵小树，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儿风景，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

    （本连载结束，敬请关注下期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