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距镜头下，丝织物痕迹（黄色）清晰可见     ▲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图片由赵海涛提供）

    □记者 李燕锋 通讯员 肖利阳

    昨日，由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站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进行的“二里头玉器制作工艺”课题解答了这一疑问：考古人员在对洛阳博物馆馆藏国宝——二里头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进行高精度信息采集时发现，这件绿松石铜牌的正面边缘及背面均有丝织物痕迹，推测这件铜牌应是被丝织物包裹后放入墓葬内的。这证明，距今4000年前的洛阳，丝织工艺已经盛行。

    研究二里头玉器工艺，专家锁定绿松石铜牌饰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在洛阳博物馆见到了这件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工作人员介绍，这块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高16.5厘米，宽11厘米，1984年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出土时放置在死者胸前，两侧有4个上下两两对称的穿孔钮，考古人员推测它应当是一件佩戴饰品。“它是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最精美的镶嵌铜器。”洛阳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张玉芳介绍，据她了解，类似的镶嵌绿松石兽面铜牌饰，二里头遗址已知出土的有3件。此外，同样镶嵌绿松石的还有被称之为华夏第一龙的镶嵌绿松石龙形器。

    张玉芳介绍，二里头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把镶嵌艺术提前了一两千年。在此之前，大家一直认为成熟独立的镶嵌艺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微距镜头下，4000年前丝织物的痕迹清晰可见

    二里头工作站赵海涛博士介绍，此前通过肉眼隐约可看到这块铜牌饰上有丝织物的痕迹，但并不能准确界定。此次，他们特意邀请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携带精密的信息采集设备来到洛阳博物馆，对这块铜牌饰进行拍摄扫描。“在362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中，我们注意到，铜牌饰正面边缘及背面均有极其细微的丝织物痕迹，非常清晰，说明这块铜牌饰当时极有可能是用丝绸包裹后放进墓葬的。”赵海涛说。

    赵海涛说，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丝织物等纺织品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其中夏代的一些玉器，包括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中也发现不少，这些丝织物一般都是在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上，有的3层，有的5层，有些厚度达3毫米。通过与现在的衣物比对，考古人员发现，这些丝织物的痕迹有些较粗，如1平方厘米内呈10根×10根分布密度，有可能是麻制品留下的痕迹，而有些则是50根×50根分布密度，非常纤细，应该就是丝织物留下的痕迹。

    4000年前的洛阳，丝织工艺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这些丝织物痕迹说明了什么？ 赵海涛介绍，这说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洛阳，丝织工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同时认为，既然夏代丝织物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说明在此之前，丝织物在洛阳已经开始出现、发展，但具体源于何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由于这些丝织物通常是和绿松石等非常珍贵的东西同时出现，说明在当时丝织物应为贵族所用，但这些丝绸从哪里来，目前还不能确定。”赵海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