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时值7月，清华大学新一批教师续任和解聘工作已经完成。校方大概没有预料到，方艳华老师的转岗和闫浩老师的离开引发学生热议。“非升即走”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教师评价体系中学生的发言权有多大，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7月28日《中国青年报》）

    老师不再续聘，学生请愿挽留——这事儿发生在国内名校，自然容易与高校改革或去行政化等议题扯上关系。

    方艳华老师的转岗，闫浩老师的离开，让深爱其课堂的学生唏嘘不已。校务会没有给他们一个“返场”的机会，就眼下来看，在“非升即走”政策之下，他们也不可能按照程序“复活”。

    最情绪化的判断，就是“清华不懂教育，校长不懂老师”。贴这样的价值标签，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来，前些年不少高校号称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些年又改口说要“办中国自己的大学”。公众难免有点儿蒙，这是没有与国际接上轨的节奏？自己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方向，难怪舆论会借着各种排行榜指桑骂槐。

    二来，从南科大试验开始，公众冀望中国高校能早点儿摆脱行政化的桎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指出，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要“克服行政化倾向”。遗憾的是，去行政化这回事儿，只靠几个“有风骨的人”显然不够，学术自治与教授治校几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骂中国高校几乎成了“每日一景”，且怎么骂都对。加之教授诱奸、学术失范等添油加醋，名校的制度羽毛早已风雨飘摇。

    不过，凡事就怕想当然，更怕情绪替代理性来捣乱，回到清华的“非升即走”政策上来。

    1993年，以清华、北大为首的国内高校开始酝酿人事制度改革，试图为高校引入一种流动、开放且具有活力的竞争与淘汰机制。1994年，清华出台规定，讲师、副教授在规定时间内学术成果不足以提升职称，应自行走人，即“非升即走”，后调整为“非升即转”，对那些走不了的人进行分流，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才流动中心。

    这里就有些问题需要在批判之前客观待之：第一，既然当初签订的合同明确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那么，今日的转岗或离开不过是依合同办事。何况，1998年至2002年，清华没有续聘（含未满合同）的教师占签聘人数的10.8%。换言之，这是稳定的制度，不是恶毒的个例。

    第二，包括“分级流动”和“末位淘汰”在内的人事制度，已在欧美高校通行半个世纪以上，旨在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保证最优秀的师资力量。事实上，国外高校教师试用期长达数年，学术竞争可谓步步惊心，科研压力也未必比国内小，但这样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与出不出得了“好教师”，并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非升即走”并非一成不变的铁律，高校在实践中也进行过不少调整。

    说这些的意思，既不是为“非升即走”政策背书，也不是否定方艳华等老师可能是政策的“误伤者”，但就事论事地说，还是要厘清两重基本关系：一是合同大于人情。是走是留，都应有个公平客观的标准。二是高校教师淘汰制度确实需要变革，譬如增加学生考评的分量，改变科研定终身的死板操作，但不能因“完美”的洁癖而指责制度本身。

    皆大欢喜的办法，还是坚持大方向、作些小调整，对于特别优秀的老师，给他们留条“返场”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