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龙章回家乡郭村为弟弟报仇,将赵宝德兄弟四人及赵宝德全家人打死 李玉明 插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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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伊阳(今汝阳)县蔡店乡人范龙章(1898—1970),幼年家贫,三岁丧父,先投镇嵩军当兵,后来为了给弟弟报仇当了刀客,后再当兵,官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师师长。1945年在河北随高树勋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是“豫西蹚将”中寿命最长、结局最好、阅历最深的人,他对豫西刀客有深刻认识。
1 少年懵懂:范龙章觉得匪首很威风
范龙章认为,刀客对小孩子很有影响力。
范龙章出生于蔡店乡郭村,三岁丧父,与母、弟相依为命。他干练沉稳,求知欲强,喜欢听老农讲故事:某村大户办喜事如何铺张,逃荒人如何被饿死,谁家妇女被逼上吊了,还有刀客如何攻打县城、如何讲义气等。
他认识到世道不公,而手里有枪就好过。他后来回忆:“辛亥前一年,我在村里第一次见到蹚将(土匪头)宁官兴,他在王天纵的分队,身材魁伟,头包纱巾,很威风。他高叫牌子道‘老少爷儿们不要惊,我是葛寨宁官兴!’那年我才12岁,与他遛马,他大把给我钱。”他发现,老实巴交的农民受欺负,是弱者,而蹚将是强者,胯下骑战马,手上提着枪,大声叫牌子,不怯不亢,这一切都令少年范龙章十分向往。
他与王伯明虽都是伊阳县人,但对土匪的看法截然不同。王伯明(王建昭)在《剿匪笔记》中说自己剿匪是为民,但在范龙章看来,王伯明剿匪是为了保护地主利益。
范龙章还揭露了民团练兵的荒唐事儿:“1913年,豫西各县开始办民团对付土匪,如嵩县大地主时钧膏,伊阳上店大地主王建昭,都开办了比较有名的民团。民团训练提倡学‘硬肚’(金钟罩、红枪会的前身),郭村从洛阳李村请来皮姓老师,在各村教场子,男子18岁以上者都得学习,一切费用按地亩摊派。练习项目包括吞黄表、喝灯头、排枪、排刀等,一经学习,刀枪不入,居然很神奇。”
范龙章说的这些,对研究红枪会很有用:旧社会的民间武装,起事时必须借助迷信与神秘力量,才能诱使百姓加入。无论是地方民团还是土匪成员,都很迷信。“一天,伊阳县县长去洛阳经郭村,村里派‘硬肚’护送,连同县队百余人,遭到土匪王树文迎头截击,当场打死‘硬肚’一二十人,县长负伤,皮老师紧急约会临近各场子师徒数百人,赶来与王树文决战,结果‘硬肚’又被打死打伤百余人,伤亡三个老师。经此一役,‘硬肚’在我家乡破产,到后来红枪会在豫西兴起,我县却无人参加。”
2 被迫为匪:范龙章“下水”为弟弟报仇
有一个人曾对范龙章说:“我先恨土匪,后来恨地主老财,土匪是他们逼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范龙章分析土匪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迫使无地农民成为土匪,他举例说:宝丰县、洛宁县土匪很多,是因为这两个县有两个大户——杨家与张家,都是挂千顷牌的大地主,他们把土地占去了,农民无田可种,于是铤而走险。
为复仇而当土匪,亦不在少数,“老范”就属于这种情况。
范龙章1918年去陕西省周至县投靠镇嵩军,先为马夫,后当听差,两年攒下200元钱,买成烟土,返豫卖烟土得款700元,买下同村郭家6亩良田。但事不凑巧,郭家这6亩地与本村局子(民团首领)赵宝德家耕地相邻,赵家早就想买下此地与自家耕地连在一起。但郭家就是不卖给赵家,如今,范龙章得到这6亩地,赵宝德遂对范家怀恨在心。
不久,范龙章返回部队,赵宝德便诬范的弟弟偷其高粱,将其活活打死。范母来信说:“告状无效,你弟死得冤!”范龙章义愤填膺,为报弟仇,即于1921年深秋返回家乡,把母亲、妻子安置在朋友家中,自己买了一支八音手枪,悄悄住进王庄武良庚(武庭麟的侄子)家里,伺机除掉赵宝德。可是赵宝德警惕性很高,保镖甚多,一个月过去了,范龙章仍不能近其身。
一天,范龙章在下邦村与朋友邢天高交谈,邢对他说:“要想报仇就先‘下水’,去找姜明玉。”
“下水”就是当土匪,姜明玉是临汝人,手下有数千个土匪。不过入伙需有人、枪作为见面礼,范龙章无人无枪,一时为难。武良庚的同族武学标见范龙章犯难,就说:“只要敢干,就有办法!”他立即联络蔡店张维汉、周清富等人,凑了10支枪,推范龙章为首,立起了杆子,并与姜明玉缔结了同盟。一日,大家聚齐,人跪地,枪上膛,面对关公像,结拜为兄弟,按年龄排行:马子才老大,霍秀和老二,姜明玉老三……范龙章老六,誓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下水”后,范龙章随杆子到临汝(今汝州)参加了一次战斗。
3 弱肉强食:只看你手里有枪没枪
临汝县有个阎姓大地主,兄弟五人,子侄甚多,兼并土地达500顷之多。阎家除收田租外,还经营鳌头山煤矿,家大业大,装备齐全,犹如土皇帝。
姜明玉欲拿阎家开刀,先派马子才去侦察。马子才是登封人,曾在鳌头山煤矿挖过煤。他重回鳌头山,发动工友暴动。
消息不胫而走,贫苦百姓都很兴奋。反应最快的是临汝杆匪头子李悦,他以500人枪加入姜明玉的杆子。鳌头山一带居民以开小煤窑为生,自阎家用机器采煤以来,小煤窑垮塌,大家都恨阎家,所以当姜明玉攻打阎家时,贫苦百姓都很支持,一些人前来入伙,更有携带枪支加入者。很快,姜明玉涨杆(队伍扩大)至2500人,分兵进攻阎家大院与鳌头山,打死了阎家“二弟”阎曰义(临汝县民团指挥),鳌头山护矿武装也被击溃,老百姓奔走相告,津津乐道阎家被劫。
土匪下山洗劫,群众反而支持,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常常出现非常之事,土匪的“劫富济贫”,有时可调节地域性经济分配不公。但土匪没有节制地血腥杀戮,反过来又会加深民间仇恨并拉大贫富差距。
其时,暂时离伍的范龙章对刀客充满同情,对热衷剿匪的民团首领王建昭充满敌意。他觉得自己这支仅有10支枪的小杆子,很难于乱世中生存,便与宜阳县水底民团班长张建荣(后被王建昭杀掉)串通,将局子(地方民团)头目打死,获枪60余支,杆子由此得到扩充。1924年秋,范龙章回家乡郭村为弟弟报仇,将赵宝德兄弟四人及赵宝德全家人打死,旋即返回部队。
1963年,由范龙章口述、李连庆整理出一篇《豫西土匪活动概述》,回忆了民国时期豫西绿林情况。我认为回忆录客观、真实,故在本文引述了一些。纵观当时打打杀杀之乱世,真好比春秋纷争、战国风云。这使我想起“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此话其实也可用来形容豫西绿林,你打我,我打你,你杀我,我灭你,从来不讲“应该不应该”,始终只看“需要不需要”,什么正义非正义,在山大王的眼里都是扯淡,你若是块肥肉,我便要吃掉你,这就是需要。
这反而使人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土匪绝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好汉,他们只是弱肉强食的一群人,为了自己的生存,什么都干,不择手段,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