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最大民意风险，来源于信息披露得不充分。

    我市将建首个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园区，这个“魔术房”一年能“吃”50万吨垃圾，“吐”2.26亿千瓦时电……最近这些天，晚报“垃圾发电 影响几何”系列报道，引来相当数量市民的关注。

    对于人们关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园区如何选址，垃圾、垃圾发电废弃物的具体处理方式，相关部门通过晚报都给出了相应的说明。而对于垃圾焚烧发电可能给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核心问题，部分村民代表和晚报记者到我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园的模本——上海老港再生资源利用中心进行了实地探访，以求解答。罗列事实、阐释理论，让广大市民对垃圾焚烧发电一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洛阳现有的两个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库容”已接近饱和，在城市用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又难寻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这个问题需要正视，更需要解决。平心而论，在“垃圾围城”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其他处理垃圾的方式也许比焚烧更环保，更可持续，但垃圾焚烧发电确实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可是，垃圾焚烧毕竟是个敏感话题。近些年，广东番禺等地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建设问题屡屡引发争议。

    通过这些公共事件，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公共政策的最大民意风险，来源于信息披露得不充分。如果有完整的信息、透明的决策、充分的说理加上良好、真诚的官民沟通，一切可能存在的因沟通不畅形成的“疙瘩”，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被解开。

    垃圾焚烧，市民最关注的是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客观来讲，对一个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虽然国家若干法律法规都要求或鼓励设置公众参与环节，但少有硬性要求。再者，现阶段，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程序、渠道仍不完善。在此背景下，政府想得细一些，放下身段，主动多做一些沟通解释工作，听一听民众的声音并给予回应，意义就很大。假如因为担心民意演变为阻碍项目上马的“洪水猛兽”，采取回避或遮掩的态度，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没有人喜欢。

    就像之前晚报报道的，在用电高峰期，我市出现供电预警，部分市民之所以竭力抵制变电站的建设，多是源于对“辐射谣言”的恐慌，而恐慌的产生还要归结于不了解相关情况。

    我市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园区项目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其后续如何发展，仍然值得关注。

    比如，在各个地方、各行各业，在监管缺失成为老大难问题的情况下，怎样让大家对垃圾焚烧发电厂各项指标的监管持续保持信心？要知道，处理有毒废弃物的成本是很高的，这些有毒废弃物能否始终得到有效处理？

    比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起来后，相关的配套生态补偿机制有没有？对厂区附近的居民，无论是迁出还是补偿，具体、合理的安排能否落实？

    比如，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投用后的全程监控，是不是应该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包括邀请当地居民参与监管？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人对“垃圾围城”“垃圾焚烧”有了更深的了解，更多洛阳人会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城市垃圾需要一个真正的绿色出口——践行绿色生活，推动垃圾分类，终究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