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资料图片）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的爪牙伸向我国东北三省，这一天所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让国人至今铭刻在心。

    明日，正值“九一八事变”83周年纪念日，洛阳晚报记者从《洛阳文史资料》中看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洛阳学生开展了多场抗日爱国运动，其中，运动亲历者李乐山、王永川撰写的回忆性文章，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洛阳学生对抗日的热血和对侵略者的愤慨。

    1 抗日救亡宣传，洛阳学生积极响应

    李乐山，洛阳人，新中国成立前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据李乐山回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强占沈阳，东北三省也很快被日军占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学生、工人和爱国人士纷纷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洛阳师范学院前身）是当时洛阳的最高学府，事变消息传来，学校师生立即投身抗日宣传活动。据当时在该校读书的王永川回忆，校学生会发出通知，号召在洛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一律罢课，分地段开展抗日宣传；号召城区工、商、妇等各界罢工、罢市，联合请愿，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抗日，收复失地。

    在校内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号召组织下，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日寇暴行、查禁日货，以唤醒民众。陇海铁路工人热情支持洛阳学生的抗日行动，让学生宣传队成员免票乘车，赴各县宣传，与当时省会开封的学生紧密配合。

    由此，“反对不抵抗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救国口号喊遍河南，抗日救亡活动遍及城乡。

    资料显示，1931年10月，在洛阳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省立洛阳第八中学学生和共青团员乔景楼、王清太等人积极走上街头，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同时，洛阳地下党也纷纷发动党员、团员、互济会会员，向广大学生、工人、商人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工人、商人等罢课、罢工、罢市，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2 刘镇华以“军训”为名压制学生活动

    当时，驻军洛阳的是国民革命军刘镇华部队。刘镇华在民国时期显赫一时，辛亥革命时期他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继而靠镇嵩军起家，任镇嵩军司令。北洋军阀时期，刘镇华先后投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等，最后归附于蒋介石，先后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职。

    刘镇华自统领镇嵩军以来，一直在各大军阀之间摇摆，深恐动摇了自己的立足之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刘镇华便多次镇压陕西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纵兵殃民，摧残教育，使陕西人民苦不堪言，导致陕西人民发动声势浩大的“驱刘运动”。

    驻军洛阳后，刘镇华对镇压洛阳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样毫不手软。李乐山回忆，为了制止洛阳学生的爱国运动，刘镇华派武庭麟旅一个团附（记者注：职务名）武东岳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名义上是组织“义勇军”，实际是以军事管制来压制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但时间不长，武庭麟旅奉命别调，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军训”随之结束。

    3 洛阳学生组织南下请愿团

    据王永川回忆，当时，为了扩大爱国运动的影响，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生会还派出代表，参加河南省学联在开封发起的卧轨示威和南京的请愿活动。

    1932年元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员赵鸿恩、林承龙等，商讨出了新的斗争办法——发动学生南下请愿。

    赵鸿恩等人召开秘密会议，由学生任丙林、崔凤林、张复礼等出面领导，组织“洛阳学生南下请愿团”，并制订了行动计划。内容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在各校进行抗日讲演，讲述请愿的必要性，发动广大师生，扩大南下请愿队伍，造成更大声势；

    二、印制洛阳学生南下请愿宣言和标语、口号宣传单；

    三、在老城区四条大街举行爱国抗日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四、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学生奔赴洛阳车站卧轨，拦截南下列车，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计划确定后，任丙林、崔凤林、林承龙、张复礼等，分别到河南省立八中、河南省立第三职业学校等中等学校联系人员。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从在校三五成群接头交谈，逐步发展为集会，并得到一些爱国教师的支持。

    李乐山回忆，时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的庞南周政治开明，他得知学生们在礼堂召开南下请愿动员大会，便赶到会场表明态度。他说：“国难当头，失地丧权。我们全体师生，都是知识分子，都是爱国者，抗日爱国运动我竭诚支持，祝愿你们顺利到达南京，实现抗日请愿的目的。”

    4 学校提前放寒假，学生爱国运动夭折

    学生南下请愿的行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获悉学生南下请愿的行动计划后，立即派出军警，在老城西南隅各街口设置岗哨，严加戒备，制止学生的爱国运动。顺城街、营林街、察院街（今农校街）岗哨加倍，除全副武装的大批军警外，还有便衣队把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团团包围。

    李乐山撰写的回忆文章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学生们一出校门就被监视，上街受到便衣盯梢，严禁三个以上学生同路上街。”当时有传闻，说陈继承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学生卧轨拦车，预备用两个士兵挟制一个学生的办法，来破坏学生的爱国行动。

    由于学生们的活动受到限制，请愿抗日的行动计划难以实现。为了进一步“维护”社会治安，陈继承勒令学校提前放寒假，强逼在校学生回家。至此，洛阳学生的一场爱国请愿运动，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武力破坏而夭折。

    洛阳学生的爱国运动虽然未能实现预期目的，但在洛阳人民心里播下了抗日爱国的火种。国民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最终自食苦果，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突然进攻上海，企图占据上海进而威逼南京。“一·二八事变”第二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当日，增发南京至洛阳的特快列车，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部委仓皇迁至洛阳，洛阳即成为“行都”。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河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虽然正值“寒假”，无法组织爱国运动，但是他们各自在家乡就地进行宣传，使抗日激情得以继续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