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镇薛村吕氏老宅 ?《孝经本义及其他五种》（含《孝经翼》） （资料图片）

    新安吕氏家族，历经明清两代，出过7个进士，绵延兴盛200多年，清代诗人杨淮选编《中州诗钞》称：“新安吕氏为中原望族，甲于全豫。”至今，新安县铁门镇薛村仍有吕氏老宅，县内还有吕家大山、梦月岩祠堂等遗迹。本报记者将带您走近新安县吕氏家族，寻觅其行迹。

    吕维祺去世三年后，明朝灭亡，封建王朝翻开新的一页。新安吕氏家族如大厦倾塌，辛苦创立的家业也随之毁于战火中。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吕氏家族的名望不仅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消失，而且进行了再造，并得到清廷的扶持，最终大放异彩。

    1 吕维祮“亦抗节死”

    与北宋理学大家程颢、程颐一样，吕维祺与其弟吕维祮同样致力于理学研究，被时人视为“二程”。

    与吕维祺获得的生前身后名相比，吕维祮是一个被遮蔽的人。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宽考证，吕维祺之父吕孔学原配孟氏生二子，长子即吕维祺，次子名维祮；继室田氏生吕维禔（zhī）。

    吕维祮，字泰孺，由贡生选为山西乐平知县。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吕维祺被李自成杀害不久，解职归家的吕维祮“亦抗节死”。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吕维祺仕途终结后定居洛阳，此时，吕维祮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吕维禔均住在新安县。出于对理学的喜爱，吕维祮一直跟随吕维祺讲授理学，且颇有成就。

    民国《新安县志》（艺文卷）记载，吕维祮与吕维祺合著有《切法正指》一卷，此外，吕维祮还自撰有《孝经翼》一卷。

    李自成带来的社会动乱导致新安吕氏家族顷刻间家破人亡，吕氏族人四散逃命。从吕维祺的孙子吕履恒《冶古堂文集》卷五《先孺人状》中可知，当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对新安吕氏家族的打击非常大，吕维祺的后人为了躲避灾难，不惜举族长途迁徙。他们先渡过黄河居于孟县（今焦作孟州），后又辗转多地，衣食无着，最终在吕履恒的外祖父王铎资助下，吕氏族人重新返回新安。

    公元1646年，吕维祺的长子吕兆璜、次子吕兆琳及家人回到新安，在吕维祺的出生地横山定居下来，当时存有梦月（岩）祠。另一支由吕维祺的继母田氏领着吕维禔的儿子吕兆琚，逃至新安县铁门镇薛村娘家。此后，这支吕氏开始在薛村生活、繁衍起来，并留下了珍贵的薛村吕氏老宅，诉说着吕氏家族的风雨历程。

    2 故交旧友颂英名

    现代清史研究著名专家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明清鼎革的这段历史时认为：“世祖（顺治帝）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

    当时，连年的灾荒、频繁的战乱，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损失，也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清朝定都北京后，为了“收买”人心，急需重建社会秩序，忠肝义胆“捐躯赴国难”的吕维祺，逐渐在地方民众和士人官宦中赢得了好口碑，一时声名鹊起。

    吕维祺舍生取义，死得悲壮，可谓明末死节之臣的杰出代表之一。清初之时，最早宣扬吕维祺忠孝节义的是他的一帮故交旧友。明清鼎革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易代之痛，也有“异族”入侵之辱。

    当然，现在看来，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是一种历史必然，而建立清朝的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亡明的士大夫们却想不明白，清廷入主中原之后，他们或者选择归隐，采取不合作态度，或者不得已出仕为官。

    无论是归隐者还是出仕者，都对明末殉国的忠贞之士颇为推崇。吕维祺曾做官转任南北十多年，离职归乡居住十三年，结交了大批名流贤士。其中，既有王铎、吴伟业（号梅村）等在清廷为官的明末故吏，也有孙奇逢这样屡召不仕的理学名家。虽然他们对待清廷的态度不同，但是都与吕维祺这位忠肝义胆的故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他们的相关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怀念故友吕维祺之作。

    孟津人王铎，与吕维祺既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听到吕维祺被杀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下“风黯城崩旧洛原，怜君誓死不徒存”的诗句，借以悼念吕维祺的忠孝节义。

    据华中师范大学硕士郭微考证，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冬，吴伟业途经新安县，专程到吕维祺墓前祭拜，称其“得死所于周公忠能致主；传遗经于孔子孝可格天”，并给予吕维祺“学术醇正，忠孝完人”的崇高评价。

    此外，曾与吕维祺一起讲学论道，在进入清朝之后屡召不至的中州理学大家孙奇逢，也对故友十分推崇，称其“有真学问，有真事功，有真节义”。

    在清初的特殊政治背景下，王铎、吴伟业、孙奇逢等人，或为位高权重的显宦，或为声名远播的文坛宿儒，皆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自觉地吟咏传颂吕维祺的忠贞，这种传颂也很快地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吕维祺这位明末忠臣也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先后准予将吕维祺入祭山东、南京和中原地区的名宦祠和乡贤祠。

    3 清廷扶持吕氏家族

    明代俞汝楫编著《礼部志稿》称：“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谓之乡贤。”清朝立国之后，在地方崇祀名宦和乡贤的制度，皆沿袭明朝。

    名宦、乡贤之祀由来已久，在明代官方的积极推动下，逐渐制度化和普及化。明代的名宦、乡贤之祀，目的是“轨范后人”和“风动一郡”，借以扶世导民，在维护和改善社会教化的过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能够入祀一地名宦、乡贤祠的，都是当地社会的精英，地缘亲近感使得当地民众能够口耳相传，对先贤的德行、功绩了然于心。人们对先贤的德行、功绩熟知之后，景仰、追慕之情便油然而生，从而把先贤作为榜样，因此能“使官于斯者，皆有志名宦；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

    从吕维祺对理学尤其是《孝经》的推崇来看，他对名宦和先贤一定充满向往。他退居洛阳后，当洛阳城被李自成率部攻陷时，仍与家丁一起积极协助官军守城，直至城破被捕。他的行为非常符合名宦和乡贤的标准。

    入祀名宦、乡贤祠，对吕维祺而言，可谓心想事成。同时，对于新安吕氏家族来讲，吕维祺能够在多地入祀，这不仅是对吕维祺的褒奖，更是新安吕氏家族的莫大荣誉。

    据新安吕氏家谱资料记载，顺治皇帝为了表彰吕维祺的忠烈，钦赐御祭碑立于其墓前。康熙初年，新安地方官员为了宣扬吕氏家族的忠孝，将吕维祺的出生地横山改名为慈孝庄，取“母慈子孝”之意。

    乾隆年间，为了风励臣节，进一步宣扬忠君思想，清廷对吕维祺的褒奖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清廷给予吕维祺“学崇正谊，守励清操，矢志殉城，堪称完节”的崇高评价，并谥号“忠敬”。

    清廷对吕维祺的诸多褒奖和宣扬，一方面是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另一方面更是对新安吕氏家族的大力扶持。

    尤其是在改朝换代、家道中落之时，清廷给予新安吕氏家族的殊荣像强心剂，给其成员莫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凭着自身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最终使该家族成为名满中州的忠孝门第，也创造了五世进士的家族辉煌。

    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中年考中进士，为家族后人发奋图强起了表率作用。吕兆琳还沾了父亲的光，被康熙赞为“此名臣后，应是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