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集中力量办大事，短短3天之内全国17个省市30多位顶级建筑师云集北京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3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30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

　　当时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律——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5个巴黎协和广场、4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40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作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

　　规划局把这七种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

　　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形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

　　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作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为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筛选，最终，规划局方案中选。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形变为了“出”字形。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鎛。

　　谁知，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鎛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0.9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鎛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谁也想不到，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竟成了大礼堂的“救星”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

　　据考证，这条古老的河道，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1000年后，摇摆不定的“永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他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把不够的座位“找”回来。

　　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了“出师不利”的阴影。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鎛没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着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

　　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