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多了，这是扩大百姓民主权利的又一个明显例证。”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湖北农民朱建华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近年来，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深，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中，政府与民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形成。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机制，完善法制，为百姓享有更多民主权利创造条件。

　　让百姓听到真正想听的

　　不久前，昆明市公布领导干部办公电话号码一事引发舆论热议。有人拍手称好，有人斥之为“作秀”。全国人大代表叶青表示：“即使是作秀，只要能坚持下去，就值得赞赏。无论从政府广开言路的角度，还是从满足百姓知情权的角度，此举都具有破冰意义。”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是发展民主政治的前提。”全国政协委员吕建中说，只有把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尽可能透明地摆在人民面前，才能真正让监督权利回归民众，提高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自律意识。

　　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认为，２００３年非典后，及时公开信息成为我国处置公共危机的通行做法。近年来，我国政府信息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些地方通过网络定期披露政府工作都可圈可点。

　　但是他同时指出，这些好的举措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走样。有的部门把新闻发言人制度当成挡箭牌，大家不想知道的，大说特说；大家都想知道的，无可奉告或答非所问。政府披露什么、披露到何种程度，应该站在百姓的立场尽量为百姓解疑释惑。否则，谣言四起，反而不利于政府做工作。

　　多位代表、委员注意到，百姓与部门、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仍是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之一。一些地方出现的政府采购暗箱操作、企业改制国有资产流失、房价不正常上涨等都可由此找到源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戴仲川代表说。

　　让百姓充分表达利益诉求

　　“这次来北京，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农民工兄弟姐妹的心里话带到人民大会堂。”上海市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她所提建议的主要内容是呼吁加大农民工医保和社保力度。

　　3位农民工首次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是拓宽百姓表达渠道的一个标志。

　　“这两天，我看见很多报纸用较多版面报道基层代表的意见，这说明老百姓的声音越来越响了。”朱建华代表谈到他的感受。

　　戴仲川代表则看到了网络的巨大作用：“现在中国网民有好几亿，各级政府都在发展电子政务，扩大人民的表达权。一些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征集民意。网上的各类博客也让百姓有了更大的发言空间。”

　　代表、委员同时指出，现有表达渠道的深度和广度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全国人大代表章联生发现，有些地方公布了信访、举报电话，但是形同虚设，没人值班，电话没人接。很多“市长热线”都是值班员在接听，“市长热线”没市长。这位农民代表说，正常表达意见的渠道不畅通，群众就会寻求不正常的诉求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说，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公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水平还比较低。以环保为例，尽管我国公众参与环保事业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有了很大进步，但在现行法律中只有抽象、原则性的规定，还没有形成一项具体的、有保障措施的制度。

　　要让百姓在各项社会事务中真正说得上话，仅靠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是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接受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让百姓说了不白说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在每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都要专门召开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普通百姓意见。

　　然而，多位代表、委员对目前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主要形式——听证会制度提出批评：“现在的听证会多数还是‘逢听必涨’，由于公开性不够、公众参与人数不足、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多数听证会的结果并不利于消费者。”

　　“保护百姓民主权利，我们不是没有法律制度，而是法律制度常常在执行中被扭曲变形。”吕建中委员举例说，在劳资纠纷中，面对企业主，普通劳动者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出租车司机生存环境差、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等都是此类问题的反映。

　　“很多事情也请老百姓参与了监督，但效果不佳：一是‘说了也白说’，被监督者只是口头表态，付诸行动的不多；二是不能实现同步的有效监督，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后公众才知晓。”全国人大代表彭富春说，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４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