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江青在延安窑洞前合影。 (资料图片)

　　1937年～1942年的延安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时兴跳交际舞。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从1943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红色秧歌舞。

　　一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进行为期7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名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二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当时，在革命队伍里一直盛行着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说：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唯一身上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说：“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我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三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后方社会的各种工作，包括文化、教育、宣传，几乎都是妇女和孩子们承担的。当时的红色工会女会员有1万多人。红军开始长征时，动员妇女参加赤卫队来保卫苏区。“白军侵占苏区后，数十名苏区妇女领导人遇害，幸存者只有随红军长征的50人，其中有30名党的女领导人、20名护士和女工作人员。”她们在革命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群众运动、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竞赛，这几种运动形式在苏区的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和群众的热情之高，都颇为惊人。凡攻占胜利、分田地、斗地主、各级苏维埃政权成立、庆祝新年、欢度节日、欢迎红军、慰劳红军、成立各军（团）、出征、反帝等等，每个月至少有四五次至十余次大型群众集会或示威游行。“苏区的社会工作乃至生产建设，基本上是通过运动的形式进行的。”而在每次群众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是文艺宣传，女同志又是文艺宣传的主力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恢复了革命歌咏和红色革命舞蹈。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集体聚会就会有嘹亮的歌声，会前唱，会后唱，你们唱，我们唱，你们拉我们唱，饭前唱，劳动唱，行军唱……革命队伍几乎成了歌唱的队伍，保安、延安先后成了歌声的海洋。1936年8月的一个周末的晚会上，斯诺在保安观看了一场“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内容有短剧、舞蹈、歌咏和哑剧杂耍。“节目充满了明显的宣传，一点也不精致，道具都很简单。但是优点是从锣鼓铙钹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来，采用活的题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国京剧那种没意义的历史故事。”其中的红色革命舞蹈《丰收舞》、《统一战线舞》、《红色机器舞》等，是在苏区引进苏联革命舞蹈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文艺节目，无论是采用中国旧有的形式，还是采用苏联形式，都表现了现实的中国革命内容，所以，演出效果非常好，往往是在演出结束时，观众与演员打成一片，一人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大声喊叫，全场观众随即齐声高呼，台上台下为一种政治热情所鼓舞。

　　这种红色歌咏和红色舞蹈，是集体情绪的相互协调与感染，其艺术指向是对美好社会生活的集体幻想。而交际舞通常却是男女成对相伴而舞，其效果指向是个人生命空间的情绪调适。

　　所以，最初在延安高层男性中时兴的交际舞，直接触犯的是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安全感。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四

　　“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毛泽东对交际舞也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虽然他也经常光顾舞场，但一开始并没有参加交际舞，只是与史沫特莱、吴光伟有着非常频繁的接触。据史沫特莱回忆：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被国民党杀害了……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曲。

　　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会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

　　长时间频繁的接触，使贺子珍产生了疑心。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面对面地正在谈话。贺子珍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光伟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英雄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她们一致认为，一个外国女人花费那么多时间在自己的窑洞里与别人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事，况且男男女女夜晚聚在一起跳交际舞，彼此亲密地接触，更是伤风败俗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祸根不是别人，就是史沫特莱。

　　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吴光伟大约在1937年7月底“被礼送”悄然离开延安；稍后，贺子珍于8月离开延安，经西安转道赴苏联。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告别了延安。

　　五

　　贺子珍出走，江青进入毛泽东的生活，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成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汽油桶改制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被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改成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好在踏着黄土地的舞步，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双从苏联或重庆穿来的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胶底鞋或草鞋。住窑洞、穿草鞋，是当时参加革命的标志。“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男同志的草鞋没有什么花哨，女同志的草鞋或凉鞋上缀上一对跳跃的绒线红球，就成了舞场上的时髦。

　　在一片灰色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冬季里将制服袖口、领口镶嵌上一道白色或蓝色的布边，在舞场里也是很出众的时装。

　　在当时延安所有的舞场里，王家坪和中央大礼堂舞场是政治级别最高的，经常有军政首长光顾。蓝家坪文抗所属的作家俱乐部舞场条件最好，有沙发式的折叠椅，是延安绝无仅有的，还有萧军夫人王德芬当垆的窑洞酒吧供应饮料。但是，最客满为患的舞场却是女大礼堂或操场，最热闹的舞场是桥儿沟鲁艺那座中世纪城堡式样的大礼堂，每到新年之际，这里都举办稀奇迷人的化装舞会。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实习学生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便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3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当时的中央党校，主要是分期分批培训从前线回延安的高级将领。这里的舞会有邓发从苏联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张唱片，场地冬天有俱乐部，夏天就是露天的篮球场，大家学着跳着，不亦乐乎。“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这个顺口溜生动地描述了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交际舞的心理过程。“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春青，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而深入交际舞场，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松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据《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