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状况：“明经进士”匾额长190厘米、宽93厘米，上款为“钦命翰林院编修、河南提督学政徐为贡生王同心立”，下款为“光绪贰拾壹年梅月榖旦”。该匾中心匾文楷书阴刻，上下款阳刻而成，边框雕饰精细，上框刻桃、鹿图案，四角及下框正中各饰蝙蝠，左右两侧为瓶插花卉，寓意“五福捧寿”、“连年平安”等。

　　“寿考作人”匾额长220厘米、宽110厘米，上款为“恭颂例授修职郎、廪贡生兰翁王老夫子德教暨七秩荣庆”，下款为“大清光绪贰拾玖年梅月穀旦，众门生截取知县、同知府陈纯熙，候选训导马献图，廪生赵廷霖，附生赵锡光等48人仝顿首拜”。该匾黑漆红字，边框装饰华丽，内涵丰富。　　

　　专家评价：这两块匾额的主人均为清朝末年安乐镇军屯村的王同心。“明经进士”匾属于官府世第匾，是王同心被选拔为贡生后河南学政进行褒奖所赠；“寿考作人”匾属于祝寿谢师匾，是王同心七十大寿时众学生敬献。两匾语言凝练，高度概括了此人的一生。

　　这两块匾额是洛龙区安乐镇军屯村王体军的祖上遗物，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世事变迁，历经磨难，但出于对先辈的怀念和尊敬，他们一家始终将其好好珍藏。让他们困惑的是，匾上的内容，现在好多都搞不懂了，比如“明经进士”是何种概念，“寿考作人”又为什么意思，还有那些“贡生”、“廪生”、“附生”等名词，让人越看越糊涂。

　　日前，接到王体军打给本栏目的电话,记者邀请市民俗博物馆有关专家前往探访，在王家的一间阁楼内见到了这两块匾额。它们光洁如新，字字清晰，保存得比较完好，被端端正正悬挂在墙上。匾额下方的桌案上，还摆放着一幅炭画肖像，画中人物穿戴着清朝的官服、官帽，面目慈祥。王体军讲，这位就是比他高五辈的先祖王同心，他应是此人的玄孙。

　　专家介绍，要想看懂这些匾额，弄清匾主人王同心的主要经历，首先必须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所了解。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曾实行了1300余年，在隋唐时期，科举考试分科举行，以“明经”、“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明经”考试主要考帖经﹑墨义及时务策，而“进士”考试重视考诗赋等。

　　到了清代，科举制度已臻完备，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实行“八股取士”，主要的考试有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一级高于一级，只有通过了这几级考试，才能一步一步地成为生员、举人、进士以至状元、榜眼、探花、翰林等，获得较高的学位，进入仕途，有所成就。

　　其中，童试是科举考试中最初级的考试，非常关键，每三年举行两次。在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全国的学校除了在京师设立的国子监，各府、州、县设立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私人和地方社会还创办了大大小小、数量众多的私塾、社学、义学、学院等教育机构。读书人在基层的学校经过十年寒窗的苦读，首先要以“童生”身份参加童试。只有通过了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三个阶段的考试，成绩合格，方可成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有了赴省城参加录取举人的乡试的基本资格，本人的政治地位也迅速得到提高，进入士大夫阶层，拥有见官不下跪、免除徭役赋税、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被人们尊称为“相公”。在古代，读书人成为“秀才”虽然只是迈出了科举的第一步，但已非常不易，许多人白发苍苍仍为“童生”。

　　童试结束后，各省的学政将在大堂召集录取的新生行簪花礼，将其分拨到相应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学习。“入学”后，这些“生员”分为三等，头等的是成绩最好的“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每年从国库领取白银四两（在清代光绪年间，洛阳县虽属大县，但县学也仅安排“廪膳生员”20余名）；第二等的是“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官府不发给银两，但可以补充“廪生”缺额；最末一等的是“附生生员”，即才入学的“生员”。

　　科举时代，官府还挑选官学中成绩或资格优异的“生员”，送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帝。“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可以直接参加乡试。在清代，人们也将“贡生”称为“明经进士”，有褒扬之意。这种“明经进士”与经过会试、殿试考中的“进士”完全不同。

　　由此可以看出，王体军家所藏的“明经进士”匾额，实际上就是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当王同心被选拔为“贡生”后，当时的河南提督学政对其进行褒扬之物。

　　匾额上仅讲这位提督学政姓徐，但查阅相关资料可以得知，他名叫徐继孺，字又雅，山东曹县人，为晚清著名学者、诗人。他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考中进士，经殿试，入翰林院，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陕西省副主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改任河南学政。他为官清廉，一生刚正不阿，在河南任职时，针对外强侵略中华的现状，广举人才。62岁的洛阳“廪生”王同心，就是在徐继孺就任河南学政的第二年被选拔为“贡生”的。

　　随后，我们四处寻访军屯村的清代碑刻等遗物，还发现了王同心的其他一些资料。村中至今保存着王同心晚年为本族人氏撰写的二十字宗派世系谱序：“同宗本一体，绍祖惟作新。家声延嵩洛，继世有凤麟。”此文末尾署名为“候选训导、贡生王同心”。从这可以得出，在王同心成为“贡生”后，按照有关制度，他曾被授予“候选训导”这一官职，不过并未得到实职，只是有了这一资格和级别，另外，他还得到了“修职郎”这一文散官虚衔。在清代，县学均设学官，有教谕一人，主掌学务，并兼管“生员”的品德教育，设训导1至3名，负责督导“生员”学业，掌管全县“生员”，考其功、过、优、劣，官阶为从八品。

　　据该村90岁的王春年老人介绍，在近现代，王同心可是他们当地的一位文化名人。此人从小就学，饱读经史四书，很有学问，但由于科举之路实在艰难，仅仅达到“贡生”这一层次。在科举和仕途上没有大的发展，王同心就把自己的全部才学用在了培育后生上，曾在多所私塾、义学、社学教书，门下学生众多，有一些出类拔萃者还考中“举人”、“进士”。

　　林东郊是清末民国时期洛阳的著名人物，光绪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学士。在他求学科举期间，就曾多次向王同心请教学问。王春年老人至今仍记得一个故事，说的是王同心有一次指导林东郊，双方拿街上路过的一个侏儒来做对子。王同心刚一吟出“天上下雨点落迟，地上臭气他先知”，林东郊受到启发，脱口而道“天女散花花落迟，地涌金莲他先知”，语句的精妙和境界比老师更进一层。

　　“寿考作人”匾额堪称人们对王同心一生潜心教育事业的最大褒奖和高度概括。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腊月，在他70岁大寿的时候，48个有功名的门生联合给老师敬赠此匾，匾文“寿考作人”，语出《诗经·大雅》中称颂周文王的诗句“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学生们用它来祝愿老师长寿无疆，并对老师培育、鼓舞新人的美好德行进行感谢和赞颂。

　　

　　匾额是洛阳重要的历史瑰宝。为了充分挖掘匾额的价值，加强对匾额的保护，展示和弘扬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本报联合市民俗博物馆推出了“匾额背后的故事”栏目。如果您的单位、您的故乡、您的家中存留有历代珍贵匾额，请与我们联系，本栏目热线电话为66778866、13503797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