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陵园栽下的树如今已很粗壮了。 记者 赵朝军 摄

　　八一建军节一天天近了，宜阳县寻村镇敬老院里的84岁老人郑金芳一天比天一亢奋。

　　在敬老院做饭的刘爱荣知道郑金芳的“病”得在哪里，她特意把郑金芳那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老军装拿了出来，放在老人的床头，不时地对他说：“放心，八一那天，俺一定推着你回烈士陵园，你想在那儿待多久就待多久。”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前进……”夜深人静时，敬老院的夜空中不时会传出郑金芳那依然嘹亮的歌声。这时，其他老人就会宽容地笑笑：“老郑想‘家’了。也难怪，他一个人在那里守了整整30年呀！”

　　那一枪，改变了他的一生

　　郑金芳生于1924年，宜阳县樊村乡人。22岁那年，他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了壮丁。不久后，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就被解放军击溃，他也由此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此后，郑金芳参加的战斗数都数不清。别的不说，淮海战役、横扫大西北，郑金芳都是其中的一员。解放战争留给郑金芳的印象是痛快淋漓，随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却让他深刻体会了战争的狰狞和残酷。

　　1950年10月，郑金芳所在的部队跨过鸭绿江，成为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不久，他们就遇到了装备精良的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些敌人远比国民党军队、南朝鲜军队要难对付得多。

　　入朝不久，郑金芳所在的志愿军66军在行军间与美24师、英27旅遭遇，苦战3天，他们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但自身伤亡也极为惨重。郑金芳说，朝鲜的冬季来得早，气温又低，而我军的大部分战士穿的还是夏装，由此造成了较大的非战斗性减员。而对敌人的了解就更欠缺了。

　　郑金芳讲了一个小故事。一次我军的一个侦察小分队前往敌方摸营，悄悄潜入了敌人的宿营地，他拉开敌人的睡袋，握着匕首正要往下刺，一个战友大叫一声“有鬼”，便慌慌张张狂奔而去——原来睡袋里睡着一个黑人。

　　是年3月，第四次战役打响。当时，郑金芳所在的部队在“三八线”附近展开防御，打得异常惨烈。当战斗将要进行到尾声时，郑金芳的左腿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由于失血过多，他昏死在阵地上。

　　地狱般的美军集中营

　　3天以后，郑金芳睁开了眼睛，原来震耳欲聋的战场，静悄悄地没了一点人声，抬眼望去，周围都是尸体。郑金芳用足了力气，一点一点地往山下爬去，巨大的疼痛和虚弱的身体，让他爬不了几步就又昏了过去……

　　终于，他又一次睁开眼睛，听到了朝鲜话。他心中一阵激动，这下可以获救了！于是他拼命用朝鲜话喊了一声“我是中国人”，就又昏了过去。然而，当再次醒来时，他已身处巨济岛——那里是美军的战俘集中营。郑金芳这才明白，他当时遇到的是南朝鲜人。

　　郑金芳被关在第71号战俘营。负了伤的郑金芳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每天天蒙蒙亮，他还要和其他战俘一样，被赶出去做工。他们干的是加工石料的重体力活，别说腿部中弹的郑金芳了，就是一个健全人一天下来也都累垮了；每顿饭食，则是辣椒汤和发霉的馒头。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被折磨致死的志愿军战士不计其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热，郑金芳的伤口不断恶化，最后引起整个腿部的溃烂，不得不截肢。美军虽给郑金芳做了截肢手术，但整个过程却没有用麻醉药。

　　除了肉体上的折磨，美军还对志愿军战士进行“洗脑”。他们派来神父传教，又成立了由叛徒和美军特务组成的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同时，敌人还野蛮地将反共标语和图案强迫地刺在志愿军战士们的胸口和手臂上。战俘稍有反抗，不是被毒打，就是让挨饿，或者不让喝水，有时还会被推入厕所中淹死……

　　虽然受到如此迫害，郑金芳和许多志愿军战俘还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和敌人做着不懈的斗争。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那天，大家将早已用红囚犯服做成的五星红旗，升上了集中营上空。美军进行了残酷镇压，许多志愿军战俘为了保护五星红旗而壮烈牺牲。

　　为了保存力量，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举行过这种公开斗争，但大家对祖国的赤诚之心并没有改变，许多人还是继续利用红囚服做成五星红旗藏在身上。

　　1953年5月，根据敌我双方协议，双方互换战俘。郑金芳和大批肢体残缺的志愿军战俘成为首批“交换战俘”被送回。一过鸭绿江，大家就把印有美国国旗图案的制服脱掉扔在地上，把藏着的五星红旗拿出来，尽情地欢唱……

　　被俘，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回国后，郑金芳他们被送往东北一家医院进行治疗。第二年，郑金芳以革命一等伤残军人的身份光荣退伍。

　　回到家乡之后，革命伤残军人的身份为他挣足了面子。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往往会投来敬佩的目光，办起事情来也为他大开绿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曾经被俘的事被人们知道了。郑金芳想不到，在那个革命热情极度高涨的年代，人们会对被俘有如此强烈的敌意，好像他是变节分子一样——虽然被俘和变节有着天壤之别。

　　慢慢地，人们再见到郑金芳，敬仰的目光没有了，有的人还会看着他莫名其妙地笑；村里的学校也不再找他去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了……

　　郑金芳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儿。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亲戚前来问他：“你真叫美国佬给逮住过？”郑金芳点点头。“你咋恁没有出息？你咋不和敌人同归于尽？你咋就当了俘虏？唉……”亲戚一声声的长叹惊醒了郑金芳。

　　转眼间“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天，村里的一个造反派找到郑金芳说：“你被美国佬俘虏过，被俘虏就等于做了叛徒，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郑金芳一听叛徒俩字，脸涨得通红，他手指有些哆嗦地指着那个造反派说：“你说谁是叛徒，你再说一遍？”

　　“你个叛徒还反了你啦？你就是叛……”造反派第二个叛徒的“徒”字尚未说出来，郑金芳的拐杖已经抡了过来。这个造反派也不是个善茬，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这个造反派五大三粗，论年龄论个头，郑金芳都应该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郑金芳还少了一条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郑金芳完全是一副拼命的架势，“不要命的”谁不怕？时间不长，造反派抱头鼠窜。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当着面对他说叛徒之类的话了。然而，因被俘造成的阴影却从那时开始笼罩在了郑金芳的心头。

　　烈士陵园，他的精神领地

　　在说不出的心灵煎熬中，日历在一页页地翻过。到1970年春，郑金芳作出了一个决定：到县烈士陵园义务看大门。

　　早在战场上的时候，郑金芳就和战友们约定，无论谁活着，将来一定常到烈士陵园和伙计们说说话。尽管这里埋的不是他的战友，但他觉得只要是牺牲在战场上，都是一样的。复员这些年，每次到这里来，他啥话都可以说，心中积攒的闷气可以统统吐出来。所以，已经46岁的他决定把家搬到这里。

　　那时的陵园很荒凉，院里杂草丛生，房子也是破破烂烂，陵园四周则是成片的田地。偌大一个园子，就住着郑金芳一个人，夜里传来的猫头鹰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郑金芳决定把这里整得尽量好一些。他先除草再平地，后来看到光秃秃的院子，决定在这里弄个假山。于是，每到闲暇时他就到洛河滩上捡石头。在郑金芳到烈士陵园安家的第5个春天，假山修成了。

　　烈士陵园里一共埋了173位烈士，为了查清这些烈士的身世，郑金芳到处查资料，还翻山越岭到烈士牺牲的地方调查。他觉得，不能让这些烈士牺牲了还不明不白的。后来，郑金芳成了“专家”，173位烈士他都了如指掌。

　　独守烈士陵园是非常寂寞的，郑金芳在这里却活得有滋有味，并且一待就是30年。

　　他无儿无女，却有很多亲人

　　现年84岁的郑金芳老人一直未婚，然而无儿无女的他，却有很多并无血缘关系的“亲人”。

　　最早和郑金芳结下亲情的，是一个叫石雷娜的女孩。当时，石雷娜是宜阳县一中的学生。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们到烈士陵园扫墓，细心的石雷娜发现了靠在小亭子边歇息的郑金芳，就主动上前跟他搭话。这一问不要紧，原来长久以来在这里“看大门”的竟是位从朝鲜战场上退伍回来的老兵。

　　后来，老师也走了过来，让郑金芳为孩子们讲讲他的经历。郑金芳没有讲自己，而是讲了陵园里埋葬的173位烈士，绘声绘色的讲述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从此以后，石雷娜就经常带着同学们到郑金芳这里来，在听故事的同时，还帮他做家务，并且在烈士陵园里种下了许多花花草草。

　　每到冬天来临，郑金芳的手脚都会出冻疮，这是在朝鲜时落下的老毛病了。宜阳一中的金国红同学听说后，就从家乡带来了野山椒，每次去看郑金芳时，都要熬些滚烫的辣椒水给郑金芳泡脚，后来还真治好了他的冻疮。

　　2000年，已经76岁的郑金芳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帮助下，住进了宜阳县寻村镇敬老院。负责照顾他的是家住该镇后庄村的中年妇女刘爱荣。郑金芳说，刘爱荣就像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到敬老院8年了，每天早晨和中午，刘爱荣都要先跑到郑金芳那里给他打水、做饭。一次，该做中午饭了，刘爱荣却怎么也叫不开门。怕郑金芳出事，刘爱荣到村里找了几个人帮忙把门打开，发现郑金芳已经歪在床边不省人事了。刘爱荣二话没说，就叫丈夫回家取了几千元钱把郑金芳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脑梗塞。

　　刘爱荣已经50多岁了，家人都要她回家享清福，别再在这里伺候人了，可刘爱荣说她撇不下郑金芳，老人是那么可敬，他的全部收入是国家给的伤残军人抚恤金，可他还经常接济别人，就在不久前的汶川大地震时，老人还拿出自己的2000元积蓄捐给了灾区……

　　采访中，老人的朴实、平和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仿佛他的一生是那么波澜不惊。可走近他后，我们才感受到平静的表象下充满暗涌。记得电视剧《士兵突击》里有段耐人寻味的台词——“什么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人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时刻伴随着我们。而郑金芳，这位84岁的老人，已经用他的一生为我们作出了某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