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发掘现场。

　　2010年1月14日上午9时，“聚焦曹魏高陵”公共考古论坛在北京召开。

　　9时56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式宣布：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格、出土文物、出土铭牌铭文的内容、字体、出土的墓主人骨骼的鉴定，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了初步推测，认定此墓的墓主人为魏武帝曹操，此墓葬为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具体理由是：

　　第一，墓葬的年代。此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的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

　　第二，墓葬规模与其身份相符。此墓葬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其墓道长近40米，上口宽近10米，最深处达15米。从宽度上说是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葬的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为王侯级的墓葬，与其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符合曹植在其诗中的描写。

　　第三，墓葬地面情况符合《终制》。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曹操定下《终制》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此墓葬所处位置海拔在103~107米，比3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整整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的墓室上面未见封土，更没有找到其立碑迹象，完全符合其《终制》上不封不树的要求。

　　第四，与文献资料记载高陵的位置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的祠西原上为寿陵。

　　第五，附近出土文物的旁证。1998年4月，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西的小方池地里起土时，挖出了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该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墓志上记载的墓主人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仅125年，唐代时魏武帝曹操高陵的陵园还是十分清楚的，那么和它相距100多年的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第六，称谓相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建安十一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曹操病死后，曹丕袭魏王位，因为曹操封国为魏，故称魏武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同年十月，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此后曹操的称谓为魏武帝，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魏武王，后为武帝，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短暂的称谓。

　　第七，发掘过程中出土的铭牌，其中刻有“魏武王”三个字的铭牌共有7块，以刻有“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的石牌最为完整，出土于墓的前室，但是由于其断开为两截，分两次出土，一截距南壁1.40米，距西壁3.75米，另一截距西壁2.70米，南壁1.15米，距墓底0.50米，位置明确，为考古队员亲手发掘出来，信息准确，是其身份认定的直接证据。另外的50多块石牌均出土于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其中除一块出土于北侧室外，余者全部出土于南侧室，位置集中，有的直接压着漆木，专家指其具有潜册的性质。

　　第八，遗骨。

　　第九，出土物与其遗令薄葬相符。此墓葬虽规模宏大，但是所出土的陶器都是素面陶，器型偏小，做工粗糙，符合曹植在书中所说的冥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其随葬的金器都是生前衣物上所用之物，并未有为其入葬而特制的金玉器，只有圭和璧等礼器，均为石质，符合其在遗令中所规定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此墓葬的形制、规模、出土文物，结合鲁潜墓志和西门豹祠等的相互位置以及历史文献有关魏武帝陵位置的记载，专家们初步认定，此墓的主人就是魏武帝曹操，此墓葬就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