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人认为它是幸福的港湾，钱钟书先生却把它喻为围城，其中的快乐和痛苦，只有当事人感受最为深刻。

　　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冲破“围城”的人们也许认为，离婚只是两个人的事，其实不然，家庭的解体涉及诸多社会问题，形成了一道让人不愿看到的灰色风景线。

　　最近，笔者对西工区人民法院近两年办结的369起离婚案件进行了一次深度调查，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希望给那些正在准备冲破“围城”的人们以启示。

　　数字

　　自2005年至今，西工区人民法院共办结各类离婚案件369件，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的253件，占70%。在这些案件中，孩子的年龄在10岁以下者170件；10岁至18岁者113件。从诉求离婚者的年龄上看，25岁至45岁离异者有295件，占80%；45岁至65岁离异者56件，占15%；65岁以上的老年人离异者18件，占5%。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现在的离婚案件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呈低龄化。在25岁至45岁这个年龄段，由于工作、收入稳定后，情感生活的需求呈多元化，倘若夫妇对情感“维护”不及时、不到位，很有可能出现情感空虚期，尚不牢固的婚姻堤坝会受到侵蚀、冲刷。

　　二是离异者的孩子“最受伤”。10岁左右的儿童正处于可塑期，幼小的心灵能适应突然而至的家庭变故吗？无疑，孩子是家庭“裂变”中最大的受害者。据了解，孩子由法院判给一方后，抚养孩子的父或母被一种“负债”的情感所左右，对孩子百般溺爱，从而使单亲的孩子心理不健康，容易出现自私、贪婪、狭隘、孤僻等性格特征。

　　据市直第三小学六·五班班主任贺老师介绍，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校期间会受到同学歧视，容易形成自卑心理和上课不专心听讲、沉迷网吧等不良行为习惯。她建议，学校、老师应对这些学生的家庭状况予以保密，并支持、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最大限度地使其消除因父母离异留下的阴影。    

　　原因

　　女方诉求离异的原因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庭暴力。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和性方面的强暴行为，家庭暴力根源是男尊女卑的传统陋俗，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婚姻法》已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将家庭暴力作为准予离婚的条件之一。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里这个特定场所，大部分受害妇女认为其是家务事、个人隐私，“家丑不可外扬”，怕传出去会使家庭矛盾激化，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

　　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既有肉体上的伤害，也有精神上的损害。

　　二是第三者插足。

　　三是男方不良习气，如，酗酒、赌博等。

　　男方起诉的原因大致有：

　　一是婆媳关系紧张，自己常受“夹板气”。

　　二是第三者插足。

　　三是受传统观念影响，指望妻子为自己“传宗接代”，一旦生了女孩，便归咎于女方，这种情况在不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从诉求离婚的原因上来看，近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从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的数量上看是呈上升趋势。数字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围城”以内男女双方的思想在更新升级，而对传统的“白头偕老”的爱情价值追求在弱化。

　　困惑

　　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有诸多困难：

　　一是某些法律条款操作性不强。《婚姻法》第３８条规定：“父或母探视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视权利；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视的权利。”

　　但是，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或母在行使探视权时，往往受到对方的阻止。如何保证其探视权的行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也是造成离婚案件中父母进行夺子（女）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无疑，夺子（女）大战会对孩子造成更大的伤害。

　　有一对夫妻离婚后，孩子判给了男方，女方在行使探视权时屡遭拒绝，女方父母和家人遂到孩子所在的幼儿园附近蹲守。男方家人看到后，立即联系其他人前来“救火”。孩子放学后，双方家人一哄而上，闹得不可开交，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最终，民警闻讯赶到，才平息了事态。

　　诸如此类情况，虽然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探视时间能明确到“几时至几时”，但因孩子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物，不能像钱物那样能执行到位，执行法官只能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如果离异夫妇间的积怨太久太深，“夺子（女）大战”仍会以不同形式上演。

　　二是举证难困扰着审判工作。《婚姻法》修订后，许多当事人以家庭暴力或者第三者插足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但这类案件具有隐蔽性等特点，当事人举证十分困难，这给审判工作增加了难度。

　　西工区的郭某诉马某离婚案，双方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马某将妻子郭某推倒，致妻子右眼角在凳子上碰伤被缝合３针。2006年3月17日晚，双方又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马某用扫帚将郭某的头部打伤，伤口长达7厘米。郭某诉至法院后，马某说每次争吵都是原告引起的，原告受伤是自已造成的。

　　一审法院综合原告的证据，认定马某实施了家庭暴力，须赔偿原告精神损失。马某不服，上诉至市中级法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后，马某仍认为原告未能向法院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其有家庭暴力行为，表示要申诉。

　　对于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离婚案件，同样存在当事人举证难、法院认定难的问题。

　　三是增加抚养费的数额难以把握。据统计，离异一方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的案件这几年明显增多。西工区人民法院2005年共审理此类案件16起，2006年增至3０余起。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案件中，原告多为女方，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以孩子的名义向前夫要求增加抚养费。

　　导致此类案件剧增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是随着家长对未成年人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教育支出明显增加。特别在城市，学生在完成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外，还要报名参加体育、艺术等特长班，这些培训班收费高，原告难以独自承担费用。

　　二是物价上涨、工作变故等。如一名小学生在起诉书中称：本人父母离婚时，住房判给了父亲，我和母亲没有住房，借住的亲戚的房子也要拆迁。母亲单位已破产，好几年没发过工资。我没有医保，看病住院都要自费。没有任何收入的母亲抚养我，受尽了千辛万苦。我和母亲平时靠亲戚朋友接济勉强度日。父亲原来承担的抚养费只够我和母亲交房租。又到了交学费的时候，我请求法庭判我父亲增加抚养费……

　　据西工区人民法院法官介绍，在增加抚养费的案件中，出现过“逢调必诉”的现象，就是被告每调一次工资，原告方就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抚养费案件事关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护，涉及未成年人的成长。但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有些实际问题亟待解决而又不好解决。有关司法解释对增加抚养费的数额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按照被告方收入的20%～30%来增加，也就是说增加抚养费的数额以被告的实际收入来确定。但工作性质不同，经济收入差别很大，致使审判尺度难以统一。

　　在一名未成年人诉其父增加抚养费一案中，被告下岗后打零工，月收入仅400元，按他收入的30%来计算，每月仅能增加120元，还达不到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远远不能保障离异子女上学、就医等正常开支。

　　如果被告收入较高，譬如说月薪５０００元，即使按20%的收入来计算，增加的抚养费就达１０００元，远远高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对策

　　离婚案件增多，是社会进步和公众法律意识提高的体现，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使双方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受到影响，也会产生不和谐因素，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各级组织、新闻媒体特别是妇联要承担起婚姻家庭法制宣传的重任，使公民正确处理家庭婚姻矛盾，同时女性自身要增强维权意识，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于诉求探视权和增加抚养费等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法院应采取相应措施：一是加大调解力度，以孩子为中心，耐心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使双方摒弃过去恩怨，自觉履行父母应尽的义务。

　　二是大力进行普法教育，使当事人自觉依法来解决纠纷。法官要利用多种方式，对原、被告及其亲属进行普法教育，使当事人以平和的心态协商解决问题，避免到法院另行起诉，从而使未成年人的成长不受影响。

　　三是开展法制渗透教育，启蒙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法官可担任辖区学校的法制副校长，选择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法律进行普法教育；利用寒暑假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宣传反对家庭暴力、未成年保护等多个专题，使家长和未成年人一起学法用法，有力促进家庭和睦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

　　四是对城市一些有未成年人的离异家庭，且双方无力抚养的，政府应出台免交学费、补发生活费等补助措施。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设立经济困难离异儿童救助基金，救助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避免他们过早辍学，成为社会流浪儿，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毕竟，他们也是祖国的未来。    （张玉鲁 赵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