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上海外公的“宝贝”——四本集邮册弄到手。外公集邮是从1958年开始的，他的四个儿女中，有三个在外地。外公想孩子了就给他们写信，于是，自然而然地集起邮来。

　　外公的集邮册不像现在的集邮册那样华丽，他是用浆糊直接把邮票贴在带有主席语录的厚厚笔记本上。每次我回上海，总是吵着要看外公的集邮册。外公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用大嗓门压我：“小孩子胡闹！”偶尔遇到外公特别高兴时，我在他的监督下才能看到那些集邮册。

　　当时我的脑子有这样的概念：这些邮票肯定值许多钱。我上初中时，有同学在集邮。我对邮票的知识知道得越来越多。当我再次看到外公那几本集邮册时，我跟外公讲：“你把‘文革’那么多没用过的邮票全贴在本子上，太可惜了！”外公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集邮意识，表示以后不再贴了。

　　有一次，我跟着父母春节回上海去看外公外婆，大家过完春节之后就各奔东西了。当我们坐在火车上时，我得意地把从外公那里偷来的四张邮票给母亲看。她大吃一惊地说：“你想死呀！竟敢把你外公的邮票偷来。”当外公得知他的邮票被偷后，就把那几本集邮册深锁在大衣柜里。

　　外公临去世前，他已经有了七大本集邮册。1988年，外公在睡梦中逝去。当我们赶到上海时，大舅舅把七本集邮册递给我说：“你外公老早说了，他死后把邮票给你。”当时我就跪在外公的遗像前哭了。

　　外公的七本集邮册从品相上看，并不好看，旧黄旧黄的，通常集邮的人是看不上眼的。今年，我认识了一位瑞典朋友，他也爱好集邮和收藏。没想到他却十分看重外公这七本集邮册，他认为，外公的邮票和那个年代的语录笔记本合在一起，真是一件难得的文物。老外前前后后缠了我好几趟，他想用２４万元高价买走外公的邮票。我没有心动，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对外公的感情现在全维系在集邮册上，人不能顾钱不顾良心。

　　每年只要有空，我们全家就会去上海浦东郊外的公墓给外公扫墓，我带着七岁的女儿，也是外公的第四代人来到他的墓前。我会把外公的“传家宝”——七本集邮册在墓碑前放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