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月刊》和《读者》两本杂志刊发的关于“兵妈妈”及其家人的虚假文章——《一次感动》。

　　“兵妈妈”乔文娟最近时常坐卧不安。

　　一名职业写手未经采访编出一篇文章，把她的家庭状况描述得潦倒不堪，又把她的拥军事迹“拔高”得离了谱，发表在《杂文月刊》上。这篇严重失实的文章被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转载，使她和家人被重重误解包围。

　　震惊：

　　不期而至的《一次感动》

　　7月21日，乔文娟从一名上海网友处获悉，2007年第15期《读者》上有一篇文章《一次感动》，写的是她和爱人张建民的故事。她赶紧买到了那期《读者》，一看文章，她又惊又气。

　　《一次感动》2000字左右，署名“张鸣跃”。作者以第一人称写道：

　　“2000年，我写过一个兵妈妈的故事……在（1998年）抗洪中，她用为女儿借来的上大学的2000元学费给一线子弟兵买了雨衣。”

　　“时过6年，再回洛阳，兵妈妈的名字竟如雷贯耳……她认了176个兵儿子，她救助了700多个灾民和患病战士……”

　　“我去了她家……旧楼破屋……屋里比6年前更寒酸，简陋得连一般家庭都不如，板床木柜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她不在，她那退休又打工的丈夫在用煤球炉做饭……50多岁的老人，在兵妈妈背后苦苦撑着这个穷家的老人，他的脸上褶皱纵横，他的两手肿大皴裂，他憨憨地笑着……”

　　这个“所有报道和所有人口中都没提到过”的“老人”，把一个上了锁的大木箱打开给“我”看，里面是“全国各地的火车票汽车票、汇往全国各地及几十个部队的汇款单、爱心捐款的证书”，“都贴在白纸上，写上了每次的事由和用钱数目，有为患病的士兵到处寻医问药的，有看望全国各地的兵儿子及帮扶其穷困家庭的……”

　　原来，因为“25年前一次生气”，“老人”要求“兵妈妈”每次做好事的钱都要“凭据报销”，后来“不再和她算账了，但她凭据报销已成习惯了。他继续保存这些，想看看两个人一生到底能为人们做多少好事……”

　　在文章末尾，“老人”告诉“我”这些凭据的总数是“43.8656万元”，也就是说，“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我”真的感动了，因为“兵妈妈乔文娟的名字已传遍海内外，却少有人知道那个把所有苦和乐都锁在箱子里的男人张建民……”

　　愤怒：

　　这是对事实的歪曲！

　　“这篇文章太虚假了，简直是对事实的歪曲，连我自己看了都难以忍受，别人看了又会怎么议论呢？！”乔文娟说，想到这篇失实文章可能产生的恶劣效果，她当时气得浑身发抖。

　　那么，文章中被歪曲的事实，原本是怎样的呢？

　　——1998年，乔文娟听说前方抗洪的“铁军”战士吃不上饭、喝不到水，于是匿名将2000元钱送到了“铁军”防汛指挥部以助其救急。这2000元钱确实是她为女儿上大学准备的，但不是借来的，而是女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送的。

　　——她是救助过一些困难群众和患病战士，但救助人数没有多到“700多个”，也从没救助过“灾民”。

　　——她家住的是原单位河柴集团1996年盖的家属楼；当年入住时，在亲友的资助下，她家里几乎换了全套的新家具；从10多年前开始，她家里做饭就用上了液化气。整个家居条件属中等水平，绝不是“旧楼破屋”、“比6年前更寒酸”。

　　——她爱人张建民今年55岁，身体健康，是河柴集团的一名中层干部，根本没有“退休又打工”，也不是“脸上褶皱纵横，两手肿大皴裂”的样子。

　　——这么多年来，张建民对她的拥军事业默默地给予了很大支持，但并未刻意为她保存一大箱子凭据。事实上，是乔文娟平时习惯性地把部分凭据保存在一个月饼盒里。

　　——所谓“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完全是无稽之谈！她和爱人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平时不吃不喝，也难攒下40多万元积蓄去做好事呀！

　　……　……

　　7月23日，按照《读者》的转载提示，乔文娟找到了最早刊发《一次感动》的《杂文月刊》（2007年6月上期），一看更是气得险些晕过去——张鸣跃发表在这里的原文，连她的家庭地址都披露得一清二楚！

　　影响：

　　从网络到现实的重重误解

　　正如乔文娟担心的那样，《一次感动》很快就给她和家人带来一连串的负面影响：

　　一些外地人看到文章后，在乔文娟的博客上留言，表示要为她捐款，因为在不知情的他们看来，乔文娟和爱人是“为了拥军事业才如此潦倒不堪”的。乔文娟赶紧向他们说明真相，谢绝捐款。

　　爱人张建民一到单位，就有同事开玩笑——

　　“张哥，你啥时候退了休出去打工了？”

　　“老张，来看看你的手，是不是肿大皴裂了？”

　　……　……

　　这些并非恶意的玩笑，却让张建民十分难堪。

　　而乔文娟身边也出现了一些让她伤心的流言——

　　“她为什么要在杂志上弄虚作假，把自己家里说得那么可怜？”

　　“她做这么多好事，是不是别有用心啊？”

　　还有一些了解她的人，虽然对她的人品深信不疑，但也纷纷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在外地工作的女儿看到那一期《读者》后，也打回来电话问：“妈妈，咱家怎么被人在《读者》上恶心成了那样，这可是全国发行量上千万的杂志呀……”

　　在来自网络和现实的重重误解的包围下，她和爱人连续好几天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追查：

　　原来是职业写手“闭门造车”

　　在努力平复心情的过程中，乔文娟回想起了一件往事：2000年，曾经有一名自称叫“张鸣跃”的“记者”带着一名叫“小丽”的“学生记者”来家里采访她，临走时要走了她的几张照片，此后再无音信。

　　“张鸣跃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几时又来过我家采访了？他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文章？”

　　（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