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民俗博物馆见证了历史上洛阳商贾云集的商业繁荣景象。 记者 陈占举 摄 老城西大街一带历史上曾集中了较大的饭庄、旅社、绸缎庄、杂货店。 记者 陈占举 摄

　　（上接A5版）

　　本土商人：

　　内外兼“修”，扎实淳朴

　　作为商业中心，洛阳不仅成为众多外地商人比试经商理念和头脑的“战场”，自然也给洛阳本地的商人提供了一个一展宏才的舞台。

　　李虹介绍说，据史料记载，金明洛阳城的规模“城周围八里三百四十五步”，约为边长１４００米的正方形，以后多有修葺，颇为壮观。清朝初年，城内街道以东西、南北大街为主干道，旧有“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说。这时的东西、南北大街虽没有隋唐时的豪华气派，但也是商贾云集、商业繁华之地。夹杂在南腔北调的吆喝声中，满嘴洛阳话的本土商人，同样在为生计和财富而忙碌着。

　　前些年，李虹在今丽春路石化社区附近的一次发掘活动中，发现一个姚姓家族的家族墓群。在其中一座墓葬中，一块写有墓志铭的青砖引起了他的注意。这篇墓志铭是被人用毛笔蘸着朱砂写成的，李虹从断断续续的文字中了解到，墓主生前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名商人，做的买卖是把内地的东西往南方输送，再把南方从外国引进的商品带回来“内销”，“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位姚老板实际上是搞外贸的，相信这样的洛阳商人还会有不少”。

　　说起洛阳商人，王支援搬出几本厚厚的大书——在这些书上，印着的都是近些年来该馆收集到的清代及民国时期洛阳城内店铺的招牌。王支援说，洛阳在明清时期为河南府治，明代更是有大名鼎鼎的福王府，因此商业尤其是十字街这个“商业圈”还是相当热闹的。

　　在市民俗博物馆收集到的店铺招牌中，丝绸和药材店铺的招牌为数不少，说明不少本地或外地商人经营这两项生意。此外，杂货和广货也是洛阳商业中的重要行业。“所谓杂货涵盖范围甚广：茶叶、纸张、瓷器、糖、酒、果品、香料、烟草、药材、皮毛制品等，均可包括其中。至于广货，则是来自广东、福建以及外洋的冰糖、洋糖、结白糖、胡椒、苏木、乌木、沉香等物品。”王支援说。

　　翻过这一个个招牌汇集的书，如同漫步于几百年前的洛阳街头，繁华的景象似乎从眼前鱼贯而过。

　　（本报记者 李喆）　　

　　近代洛阳：

　　河南商业龙头

　　城市

　　——学者宋继敏谈洛阳近代商业

　　桥跨中州渠上，名曰“盐店口桥”；街临金业路西，名曰“盐店口街”。

　　昨日，记者穿行于这一桥一街之间，多见民居、发廊、棋牌室；问起桥和街的渊源，年轻人已知之不多，老一辈人尚能说出一二来：“清末民初百余年间，这一带盐商云集，盐店林立，乃是豫西地区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在风云际会的近代史上，洛阳曾经是河南商业的龙头城市，同武汉、西安并称中西部三大商业城市，而盐商的兴盛，只是当时洛阳商业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文史专家宋继敏如是说。

　　老洛阳城的“主流商业圈”

　　在宋继敏如数家珍的描述中，老洛阳城（现老城区为其主体）“主流商业圈”似乎在我们眼前“复活”。

　　“这是一个以老城十字街为中心、东西南北‘全面开花’的商业圈：东大街林立着大量的古玩、文具、戏衣、乐器商店；西大街和北大街集中了较大的饭庄、旅社、绸缎庄、杂货店；南大街多为京广杂货、绸缎、布匹等零售店铺，特别是其南头一带，因临近南关码头而尤为繁荣，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货物集散地，例如山西运城等地的许多盐商，常年就在附近一带转运批发食盐，‘盐店口街’、‘盐店口桥’故此得名，且声名远播。”

　　“当时，在这个大的商业框架基础上，东西南北四关、四隅，每天都有固定的贸易集市，日常商业贸易不断，其中东关一带集中了当铺、皮货等商行，成为一个较大的商业区；此外，洛阳周边一些较大的乡镇，例如关林、谷水、朝阳，同样形成了每月固定的贸易集市，通常逢三赶会，人来货往，热闹非凡。”

　　风云际会成就“豫商龙头”

　　在宋继敏看来，洛阳近代商业发展的高潮，出现在民国初年。正是在这个时期，洛阳成为河南商业的龙头城市，且作为天津、上海、青岛、广州与西北诸省商业贸易的枢纽，同武汉、西安并称为中西部三大商业城市。究其原因，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关系很大。

　　例如1920年，北洋军阀强势人物吴佩孚进驻洛阳，一时之间，军政要员云集洛阳，人口猛增，高档日用品需求攀升，饭店和旅馆业迅速发展。

　　驻洛期间，吴佩孚于1922年开设了长途电话；1923年，将上海真如无线电台迁于西工，这是河南最早的无线电台；同年，将河南省会从开封迁至洛阳，开始以洛阳为中心，修建通往省内各地的公路干线……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甚至外国也陆续在洛阳设立办事处。

　　这些隐含政治因素的举措，使得洛阳近代商业出现了非同一般的兴盛景象：北京“福来祥”百货店、浙江“宝城金店”、山东“谦信”颜料店先后迁洛；两家专营的西餐馆出现在洛阳街头；洛阳北大街的京都万景楼饭庄等名噪一时，“久福”百货店、“绿茂”和“正兴”等茶庄生意兴隆……总体说来，这个时期，洛阳各商号物资充裕，不仅有本地的土特产品，而且充斥着国内外各种工业品，如日用化工产品、洋布、洋油等。

　　再如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军政要员再次大批入洛，也再次刺激了洛阳的商业发展。那一年，洛阳的公司、商号猛增到近千家。

　　可惜的是，自抗战爆发尤其1944年洛阳沦陷后，人心浮动，民不聊生，大批商人被迫西迁，整个城市物资匮乏，洛阳近代商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本报记者 邓德洪）

　　洛阳史上的

　　巨商大贾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商业贸易就十分繁荣。”近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我市文史专家徐金星先生开言第一句便如此讲道。

　　徐金星先生说，在洛阳这片于商极利的沃土上，数千年来曾出现一批批驰名华夏的大商人。他们不仅经商手段各有其妙，这些古代“商业巨子”演绎的一个个或睿智或精彩的商业故事更是让后人久久回味——

　　“商圣”白圭。白圭乃战国初洛阳人，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他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然后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他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理论概括为四字：智、勇、仁、强。即经商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

　　即使成了巨富，他也是把钱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自己的生活却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报”，常常“与用事僮仆同苦乐”。

　　白圭的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真宗封其为“商圣”。

　　秦相吕不韦。吕不韦不是洛阳人，但他封相后，在洛阳便有十万户的食邑。吕不韦经商时，对商品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而在赵国发现秦质子异人并认为其“奇货可居”后，吕不韦做成了一笔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生意：他以自己的财富帮助异人回国并登上帝位，而收获的是拜相秦国，权倾一时，并以经商之术管理国家，壮大了秦国统一中国的经济政治基础。后吕不韦官势显赫时，在洛阳便有十万户的食邑。

　　至今，吕不韦“耕田之利十倍，珠玉之赢百倍，立国之主其倍无数”的话仍让众多投资者念念不忘，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人。

　　远程贩运是古代商贾们惯常采用的另一经营手段。历史上著名的“弦高犒秦师”的故事就发生在今洛阳偃师境内：公元前627年，秦出兵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去洛阳贩牛至滑国（今河南偃师境内），道遇秦师。机敏的弦高一边派人速回国告知秦袭郑，同时自称郑国使臣，用12头牛犒劳秦军。秦军以为袭郑密泄，撤军还秦。一个富商以一己之力避免了祖国的一场灭顶之灾，可谓是千年前的“爱国商人”了。

　　西汉武帝时代洛阳巨商师史的主业也是长途贩运。史载其“转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师史拥有数以百计的运输车辆，到各大都市和诸候国去搞贩运，积累的财富达到“七千万”。而且他在齐、秦、楚、赵等各郡国都城，设店列肆，包括了各行业，称“洛阳街”。

　　活跃在古代洛阳的大商人中，不乏在朝廷中身居高位的“红顶商人”。史载，北魏大宦官刘腾掌权后，身在洛阳这一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的他，凭着便利的交通，大肆从事商业活动。刘腾商人气息极浓：凡公私之事请托者，只重财物不计其他。他至各地经商，“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剥削六镇，交通互市”，每年利息数以万计，富甲一国。

　　古代活跃在河洛大地上的这些成功的商人，不仅善于经营并积累财富，更是“富好行其德”，将义理与德操置于金钱之上，留芳至今。

　　“管鲍之交”是我国著名的成语故事，其中的主角管仲与鲍叔牙在洛阳就曾留下了一段故事，这也是今洛阳白马寺镇分金沟村名称的由来。

　　春秋时期，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洛邑，吸引各诸侯国富商大贾前来经商。管、鲍在到齐国为官前就在洛邑合伙经商。经营获利后，两人来到洛邑东郊一个偏僻壕沟里休息，商量分了经商的本利。鲍叔牙坚持将三分之二分给了管仲：一来他认为所以盈利管仲功劳较大，二来管仲困顿，可以以此安顿老母后放心从政。后来，人们就把这条沟边的村庄取名“分金沟”。

　　“居官为卿相，居家则富翁”的陶朱公范蠡，这位祖籍河南的大商人，更是以其在经商中表现出的德行受到后人久久称赞。

　　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一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即把财富分给穷人及较疏远的兄弟，不为金钱所累。同时，他还乐于以自己成熟的商业理论帮助他人致富。相传范蠡携西施离开山东定陶县后，曾由黄河而入洛水，定居于山川秀美的今洛宁县一带。西施传授当地人纺织技术，范蠡则传授经商经验，使当地得以富庶。后二人又沿洛河而上，来到卢氏县莘川村、苏村一带，经营收购转运生意，当地人渐渐得以致富。为了感谢陶朱公范蠡，人们把莘川村改名“范蠡村”，将临近的洛宁县一个村子命名为“西施村”。

　　（本报记者 陈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