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经商，诚信为本，一言九鼎。 （资料图片） 古人记账少不了笔墨纸砚。 　　古人常用算盘算账。

　　四海商贾根在河洛

　　——文史专家徐金星谈中国商人起源

　　货无商则不通，农无商则不富，国无商则不强。那么，天下之商，根自何处？就这一问题，我们走访了洛阳著名文史专家徐金星先生。

　　“天下之商，出自中原，根在河洛！商人之谓源自河洛地区的商部落！”徐先生肯定地告诉我们。

　　“商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部落。”徐金星说，“传说：黄河下游的一个东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一日，简狄与部落中的另外两个女子一起到河边沐浴，遇一玄鸟产蛋。简狄食蛋而孕，生契。”

　　商人部落是黄帝后裔。其始祖契是五帝之中帝喾的儿子，生活在伊洛平原的帝喾为黄帝曾孙，而简狄便为帝喾的第二个妃子。后契因辅禹治水有功，命为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商族部落从此开始兴起。

　　徐先生讲，早在商汤灭夏建都于偃师商城以前，商部落人中就已经有了专职的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从事商品买卖的一群人。其中，商王朝开国帝王成汤的七世祖王亥，则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人。

　　王亥大约生活在夏朝的中期。早先，商人是游牧部落，后因使用了马匹等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引起了生产活动方式的改变，原先惯有的游牧生活方式被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商人力量也得到显著增强，并抓住机会扩张势力。

　　史载，王亥驯服了牛，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立下大功，牛马作为运载工具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亥带领族人经营畜牧业，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即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商族先人经常赶着马车、牛车运送土特产品在各个部落之间往来，从事商业交换活动。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商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

　　徐金星讲，商代已使用海贝等物作为货币。在其后期，甚至出现了用于商品交换的铜铸的贝——１９５３年，在安阳商墓中便有出土。

　　（记者 陈曦）

　　洛阳商人：汉唐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史志专家来学斋、张玉桥谈丝路与洛阳商业

　　“东汉至隋唐年间，洛阳始终居于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谈及这段历史，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学者来学斋、张玉桥均持这一观点。

　　《说文解字》一共罗列了１９个与丝织物有关的汉字

　　来学斋说，东汉建都于洛阳，从第二代皇帝汉明帝开始，对外交流的步伐就大大加快。西去驮经的白马，不仅驮来了外来文化，还驮来了大量的西域商品。他说，“西域”有“小西域”和“大西域”之分，“小西域”主要指我国新疆一带，“大西域”则包括新疆至罗马一线的广大区域。当时东汉帝国国力强盛，主要经营朝贡贸易。所谓朝贡贸易，是指东汉朝廷以天子大国自居，恩准西域各国来朝贡，进献他们的香料、乐器、动物等，而东汉王朝则居高临下，赐给朝贡者大量的丝绸和金帛。这些恩赐的物品，往往比朝贡者进献的物品还要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西域商人的通商积极性，他们纷纷来到洛阳，甚至冒充使节前来，进献一些物品之后，把大量的东方丝绸和金银带回自己的国家。

　　说到这里，来学斋拿起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指着封面对记者说，许慎是东汉的经学家和文字学家，他在《说文解字》中，一共罗列了１９个与丝织物有关的汉字，这说明当时丝路商贸活动已经非常活跃，由此产生的新词汇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张玉桥说，即使到了东汉末年社会大动乱时期，这种贸易也没有停止。历史故事中有名的“曹冲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东吴的孙权给曹操送来一头大象，这头大象是南亚国家进献给孙权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境内没有大象这种动物，这说明当时的外来品中已有庞然大物，用来运输商品的交通工具载重量也很大，商贸运输非常方便了。

　　张玉桥还举出一个例子：西晋时，洛阳城发生了“韩寿偷香”的“花边新闻”，这在成语词典上可以查到。说是有个大臣贾充，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贾南风，又丑又胖，嫁给晋武帝的傻儿子司马衷，成为霸道皇后。二女儿贾午，苗条秀美，尚未婚配，爱上了贾充的门客韩寿。贾午的丫环从中联络，韩寿深夜越墙，与贾午幽会。此事开始不被人知，但后来韩寿身上总是散发奇香，而这种香料贾充很熟悉，是外国商人送给他的，他也只给了小女儿贾午，而贾午却给了韩寿，于是东窗事发，他也只好让女儿与韩寿结婚。

　　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对外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到了北魏，西域已经有７２个国家派使者来洛阳，当时洛阳有６０多万人，仅西域商人就有５万人。

　　隋炀帝把洛阳外贸窗口西移至甘肃

　　北魏朝廷很有气魄，在洛南搞了一个“四通市”，属于国际贸易市场性质，这些外来商人依托洛河、伊河，用舟贩运，生意兴隆。洛阳民众也多得市场之利，交易非常方便。到了隋朝，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６０５年）改洛阳为东都，大力发展丝路贸易。他派闻喜公裴矩到张掖、武威建立对外接待站，接待４４国使者和商人代表来朝，并用车辆把他们接回洛阳，这等于把洛阳商贸窗口西移。隋炀帝还在洛阳设立了３个大市场，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其中的丰都市规模最大，有４００多个店铺，涉及２０个商业门类。

　　豫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先驱

　　来学斋在总结这段商贸活动时，认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主体是洛阳，客体是外商。如果按今天的地域经济划分，当时对外贸易的主力军是豫商，这说明河洛文化不但是华夏文化的源头，豫商也是对外贸易的先驱，其主导作用到了唐代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武则天统治的“武周”时期，对外贸易达到了空前规模，触角向西延伸到了今天的意大利、法国、伊朗、伊拉克、印度等国，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

　　张玉桥认为，到了唐代，传统的朝贡贸易已经转化为民间贸易，多数外国商人长居洛阳不走，并按照中国商人的习惯组成了商社和商行，用汉字命名自己的名字。武则天在洛阳登基为女皇帝之后，气派更大，为了安置这些不愿离开洛阳的外商，专门在洛阳设置了“来庭县”，使之成为外来商人的“特区”，外商居住其中，不但可以搞贸易，还可以就地生产，成为制造商，享受各种优惠政策，赚取更大的利润。这些外商由此心存感激，在武则天造天枢于定鼎门时纷纷捐钱。这些捐资者的名字，被一一镌刻在石碑上，至今犹存。

　　这其实是唐代的招商引资方式，而且规模很大，其经济运作方式非常灵活——采访结束前，两位专家对记者说：眼下在洛阳召开的第二届豫商大会很有意义，可借这次大会东风，重振豫商雄风，可联合丝绸之路上各国各城市，再建一个新丝路外贸专线，可与沿线有价值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共同发展经济和文化，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 孙钦良）

　　隋唐时期的“上海”就是洛阳

　　——考古专家方孝廉谈大运河与洛阳商业

　　“现在人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理解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大运河这条‘水路’对隋唐时期的洛阳意味着什么！”昨日，曾参与通济渠考古挖掘、在国内率先提出洛河市区段就是古通济渠的市文物队考古专家方孝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道。

　　大运河使洛阳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市

　　如果说上海是近现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物资集散地，那么，隋唐时期的“上海”就是洛阳。

　　大运河的出现，当然不是统治者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东晋南朝以降，江南经济已有长足发展，贸易的发达，使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起来。

　　而中原、关中由于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京都长安，供应更感匮缺。打通江南通往中原的水道，解决南粮北运问题，控制富庶的江南以及便利东北对高丽的用兵，就显得迫在眉睫。

　　一个叫宇文恺的人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宇文恺是隋朝将作大匠，是大运河的总设计师。

　　如何让东方、南方来的粮食、货物直接送到城内？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宇文恺在现在的洛河河道上，征用百余万人开凿了著名的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随后，隋炀帝又开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

　　至此，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动脉，向东北、东南辐射的水运网就建立起来了。这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达涿郡、南至余杭，总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正式形成。

　　在隋唐时期，洛阳是大运河的中心；北宋时期，洛阳是大运河的西端终点。大运河不仅使洛阳的工商业、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也使得洛阳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商业大都市。    

　　（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