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21日，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插曲的录制现场。导演马靖华焦躁地踱来踱去，片子的插曲《思乡曲》不理想，作曲家张丕基此时正患重感冒，而且已是五易其稿，“几乎没招儿了”。

　　片子马上要播出了，怎么办?大家连夜讨论。最后，时任中央电视台制作部主任的宋培福和当时的总录音师曾文济建议，词曲都推翻重写。于是，李谷一返回中央乐团住处；马靖华留在办公室连夜赶写歌词；张丕基先回家休息，等词写好后重新谱曲。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一次的重写，竟导致了始料不及的轩然大波。

　　请看《中国新闻周刊》李扬的文章。

　　《乡恋》是为王昭君而歌

　　1979年12月22日早晨7点多，作曲家张丕基还没起床，有人来敲家门，把马靖华连夜赶写好的歌词送来了。

　　张丕基匆匆浏览了一遍，感觉很顺。这一稿，把歌名改成了“乡恋”。歌词的内容，是写王昭君离开家乡秭归，踏上漫漫的和亲路。深情的昭君，一步一回头，家乡的山啊家乡的水，从此告别江南路，终生胡马依北风。歌词把秭归的山水幻化成为昭君心目中的亲人：“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张丕基越看越有感觉，心里萌动着创作的冲动，“首先歌名就好——“乡恋”，其次处理方法也好，用拟人的方法，表达了王昭君对故土的依依恋情”。张丕基的灵感来了，他飞身下床，来到办公室。半个多小时后，曲子一挥而就。

　　张丕基说，他给《乡恋》谱曲的定位是要“洋”一点儿，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这下难坏了工作人员，因为这些乐器在“文革”中都是禁用的，是“资产阶级的”。工作人员最后从海政歌舞团的仓库里找来了架子鼓，还辗转找到当时唯一能演奏电吉他的陈志。

　　12月23日晚，大雪纷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李谷一站在房间的一角，穿一件绛紫色的毛衣，身段轻盈，举止从容。当弦乐器和电吉他奏出过门的一刻，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李谷一唱了，真挚、凄婉、平白如话，在场的工作人员听得如痴如醉。乐曲结束时，马靖华竟然忘记发出指令关掉录音机。

　　“你哭了!”张丕基看到李谷一眼中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岳麓山。”李谷一说。

　　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乡恋》这首歌随片一起播出。

　　上海人最敏感。第二天，1980年1月1日，《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

　　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

　　“大陆有个‘李丽君’”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下面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文革”期间，中国人能够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比如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再比如美声唱法的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克拉玛依之歌》等等。

　　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这就使得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再加上流行歌曲多表现了当时尚视为禁区的情爱，与“革命意识”的灌输相距甚远，结果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就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

　　其实，《乡恋》这首歌并不是直接表现爱情的歌曲，但也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198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1980年2月10日，《北京音乐报》在第二版刊发署名“莫沙”的文章《毫无价值的模仿》。文章说：“风光电视片《三峡传说》播映之后，它的几首插曲在群众中迅速引起较大的反响，对它们的评价也产生了尖锐的斗争。我觉得，其中一首情歌不论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或演唱风格上，都是对外来流行音乐的模仿，从艺术上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仿造品。”文中所说的“一首情歌”，指的就是《乡恋》。

　　从此，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有的说，《乡恋》“嗲声嗲气，矫揉造作”;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李谷一开始起来为自己辩护。3月25日，她在《北京音乐报》上发表文章《在实践中探索》，对在演唱中运用轻声和气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是，一些人显然听不进李谷一的辩护。4月，中央乐团的一名领导让人给李谷一捎话，警告她如果再这样走下去，这里便没有适合她表现艺术才华的土壤了，只好请她另谋高就。就在李谷一接到这道通牒后不久，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上，对《乡恋》又展开了新一轮围攻，一名负责人“杀气腾腾”地点了《乡恋》的名，措词严厉。

　　张丕基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人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唱”。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反驳了一些横加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

　　会后，著名词作家乔羽对张丕基说：“《乡恋》这首歌曲的争论，实际是文艺战线‘凡是’派和改革派的争论。”

　　春节联欢晚会解禁“乡恋”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

　　张丕基至今还保留着一封群众来信。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国权在1981年1月4日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说：“对于《乡恋》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文艺园地中能否容许‘百花齐放’的是非之争。今天贵台20点30分的节目，介绍张丕基同志的作品，我满心希望听到贵台开戒播放《乡恋》，播音员也一再提到这首歌。可令人费解的是，《三峡传说》中的其他歌曲都放，唯独《乡恋》不放，这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一位听众在来信中说：“他们说你唱的是黄色歌曲，说你是黄色歌女，但发生在演出大厅里的奇迹，那无数次的谢幕和经久的掌声，是对这种诬蔑的最有力的否定。”

　　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那届春晚的导演黄一鹤以及主持人姜昆，还有李谷一等人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说。

　　当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儿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来了，跑了一头汗。

　　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3个字：“解禁了”。

　　链接

　　《乡恋》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

　　我的情爱/我的美梦/永远留在你的怀中/明天就要来临/却难得和你相逢/只有风儿送去我的一片深情/只有风儿送去我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