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着汗津津的20元钱，手提一个旧帆布包，捏着1.8元的半价火车票，我坐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那是1978年9月，背负沉甸甸的嘱托，我，一个出生于豫西北邙山的农村孩子通过高考走进了高等学府。

　　四年大学生活，国家每月供应21.5元，其中17元伙食费发成菜票，3元助学金，0.5元的福利费。我每月省下4元，攒钱购买日常用品和工具书。

　　1982年7月，我上班第一个月领到45元工资，除下伙食费15元外，全部拿回了老家。当时，父亲乐得干咧着嘴说不出话，常年患病的母亲则颤抖着手频频抹泪。

　　毕业两年后，我结婚时存款550元，妻子又添300元买了一套家具。当时，学校把一个教室隔作三间，分给三家人住。再过一年女儿出生，经单位同意，我在墙角搭了个5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

　　参加工作10年，中级职称的我月工资翻到105元，也住上了单位一室一厅的楼房。记得刚搬进新房的第一周，妻子和女儿都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趴在窗户上对着外面的灯光指指点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是高级职称，月工资也涨到505元。1998年8月，我分到两室一厅70平方米的住房，房改价3.6万元。进入21世纪，为适应文字工作的需要，我花1万元购买了电脑和打字机。

　　前年，单位推出最后一批房改房，120平方米10万元，因为孩子在外上学，每年花费大约1万元，我就没有购买新房。今年单位要整体迁往郑州，买一套房得三四十万元。妻子身体不好，已退休3年，我月工资刚到3000元，到郑州买房可能会付出一生的积蓄。但我感觉还是要买，一是上班方便，二是不怕欠账。因为时代好了，咱不行可以贷款，慢慢还呗！        

　　（宋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