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民以食为天。

　　“天”者，至高尊称也。也就是说，世间万事，唯此为大。

　　确实，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往往吃了上顿盘算下顿，而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在吃上搞出点儿新鲜花样来，由吃而产生的饮食文化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古代某些笔记小说中记载的美食之烹调手段和制作过程，听起来却令人毛骨悚然。

　　唐房千里《投荒录》记载：岭南人性喜食小鼠。他们把初生尚未睁眼的小鼠用蜜饲喂，上席时，将小鼠钉在木板上，尚能“嗫嗫而行”，食用时，人们用筷子挟取，生咬而食。此时的小鼠还能发出微小的唧唧声。这道菜因此名为“蜜唧”。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岛时，因此写下了“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的诗句。

　　南方人喜食蛙，唐冯贽《云仙杂记》载：“桂林风俗，日日食蛙。”其中有一种做法是“抱芋羹”，先在锅中烧水，投入小芋头，水快开的时候，把活蛙投入锅中，蛙逢高温，撑开前足，紧抱芋头而熟。

　　唐无名氏《玉泉子》载：名士李詹所创的“烧醉鳖”，用绳索缚鳖，在烈日下暴晒，使鳖渴极，以酒饮之，然后烹调。

　　《太平广记》记载徐可范的烹饪手段则更加残忍。徐氏喜欢吃驴下水：以驴縻绊于一室内，盆藏五味汁于前，四面迫以烈火。待其渴饮五味汁尽，取其肠胃为馔。徐氏还嗜鳖：尝取活鳖，凿其甲，以热油注之，谓之鳖磓。

　　唐张鷟《朝野佥载》记载了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烹食鹅掌的野蛮方法：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其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

　　明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有些人竟然活剐生物以满足其口腹之欲，比如“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其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

　　清《梅溪丛话》还记载了这样一则事例：清初，太原城内有家酒楼，擅长做煮驴肉。其法是：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现场血水淋漓，驴子哀鸣之声不绝于耳。尤其可怖的是，当食客在品尝其选择的美味时，地上的驴子还活着！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可一些残忍的烹饪方法不但被今人继承下来，而且又有人创造出一些新的更残忍的现代美食方法，比如生食猴脑。真不知道这是一种进步还是极大的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