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正是嫂嫂，索以声一下子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

　　土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杀人不眨眼，这些人属于刀尖上舔血一族，活了今天，没有明天，生死无定，所以凶残。其残酷的杀戮手段，怕是恐怖电影里的杀人恶魔都比不上。

　　揭露土匪之残忍，解密匪性一侧面。民国时期豫西上空，匪氛始终笼罩，杀戮从未停止，在这样的天地中，百姓只能期盼天边的雷声，来打破死一样的沉寂。

　　伊川县半坡乡和临汝镇相去不远，民国时期，这里的匪患非常严重。据还健在的耄耋老人讲：这一带稍有点资产的富户，一到傍晚便关门闭户，并由专人轮值巡夜。一天夜里，几名长工点着油灯说话，东家过来催促：“早些歇（方言，睡下的意思）了吧，明天还得早点下地哩！”

　　几名年轻长工不悦，说：“东家真抠门儿，怕咱们浪费他家的灯油！”一名老长工劝道：“早早睡下也好，这些日子刀客来得勤，小心高声说话引来刀客。”一个15岁的小伙计不服气，说：“刀客来了又咋？还能把我的鸟割喽？！”

　　次日，这个小伙计便失踪了。

　　几天后人们在一条土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浑身上下都囫囵，也不见刀伤，只是他的生殖器被割掉了。

　　土匪的残忍，由此可见一斑。

　　一

　　记得我在河南大学上学的时候，著名作家姚雪垠去讲课，他说自己就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后来他在著作中写道：“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说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

　　邓县今仍属南阳管辖，姚雪垠查过一个数字：1928年的邓县人口，仅有其在清朝中叶的一半，人口的陡减，完全是土匪活动的结果。我也查了一下资料：仅南阳一地，当时就有上规模大杆土匪32股，啸聚了一万多人。这些凶狠的土匪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抢劫了30多个村镇，烧毁房屋2000余间，打死打伤130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阳活动的土匪，远不及洛阳周边的县镇多，也没有嵩县、伊川、临汝、宝丰一带的匪患严重，这一带的过路土匪多，土生土长的土匪也多。其中让人提起来就胆寒的“老洋人”（张庆），就出生于临汝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这家伙原在白朗手下当差，后来白朗被杀，老洋人迅速崛起，拉起2000多人的杆子，打马中原，纵横驰骋。淅川县文史资料记载：“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率领土匪，攻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湖北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冲天，哭声大作。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老百姓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冲去…… ”

　　当时有记者记录了这次惊人杀戮：那些无辜的民众，有的被刀砍死，有的被机枪扫射而丧命，有的被捆在一起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死难者大多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只得挖一个大坑就地掩埋。但土匪竟然垄断埋葬：往大坑里运尸体时，买一根绳子竟得花1000元，被害者家属哭声震天，一幅人间地狱景象。

　　在豫西，白朗是一个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如果从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和风度气质来看，倒真像是个农民起义领袖，他不近女色，约束部下不得祸害穷人。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队伍壮大到数万人，他便很难约束手下了。那些怀着打砸抢目的和做着升官发财梦的贫苦农民，一旦有了枪杆子，便无法无天了。

　　白朗手下共有“十八大将”，其中一个将领名叫李长贵，可谓一名地狱杀手，怕如今任何一部恐怖电影里的杀人恶魔都比不上他。李长贵对待不缴赎金的肉票，是先将其弄到树林里，用尖刀把肠子从肛门挑出，拴在扳弯的树梢上，然后一松手，人肠随着树枝的弹力被飞快拉出，一串串挂在树梢上……

　　行笔至此，不忍复述，此类罪恶，令人厌恶。但为了揭露土匪本性，也只得如实追述。我觉得民国时期的豫西上空，始终是匪氛密布，在这样的天空下，老百姓只能期望天边的雷声，来打破这死一样的沉寂。

　　二

　　那时土匪太多，老百姓无奈，也只有学着“狠心做人”。洛阳百姓家祠项目工程负责人李发力，祖籍伊川半坡乡。他说民国时期，豫西有一种很不好的乡风，便是“打孽”。所谓“打孽”，便是“血亲寻仇”：双方或为争乡长、保长职务，或为了女人，为了田地，为了报世仇，都会拿起枪来杀掉对方，从不经官方调解。被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用同样的方法消灭对方。于是竟催生了“打孽手”， 类似职业杀手，专门替人消灭仇人。彼此间打打杀杀，冤冤相报，无休无止，手段非常残忍，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初年，嵩县黄兑村的郭绍绪，是出了名的打孽手。他的爷爷有钱有势，是村中的霸主，因得罪同族另一个大地主，被对方雇请打孽手将其全家杀光。当时年仅12岁的郭绍绪，因到舅舅家走亲戚才躲过一劫。郭绍绪闻说凶讯，连夜投奔镇嵩军，当了一名小勤务兵。七年后，身强力壮的他带兵回到黄兑村，二话不说，把仇人一家全部杀死，一个不留。

　　那时的豫西民众，不但邻里之间有仇必报，就是亲弟兄之间有了纠纷，也请打孽手拿刀枪说话。我市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邓安写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家乡有个年轻人名叫索以声，和他的哥哥索以和都玩枪杆子。哥哥娶了美女杨风菊为妻，结果被他看上了，就和嫂嫂亲近，很快叔嫂通奸。哥哥发现了，掏枪要敲了弟弟，被人劝住。弟弟思前想后，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请来打孽手，把哥哥打死在热被窝里。

　　嫂嫂由此翻脸，觉得弟弟太狠毒，就请当地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丈夫报仇。索以声这天夜里正在家里睡觉，忽被人五花大绑拉出家门，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正是嫂嫂，索以声一下子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最后，他被红缨枪从后心穿透前心，一命呜呼。

　　民间在打孽，军阀在打仗，打打杀杀，一刻也不消停。伊川县（时为洛阳县）的武庭麟，土匪出身，后曾抗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界人物。早年他担任镇嵩军营长之时， 凶狠残暴，每日里和靖国军作战，捉来对方士兵，一一用刀杀掉，无论一次杀十个，还是二十几个，之后都要看看刀口是否到位，并仔细翻捡身首异处的尸体，看看自己的刀法有没有进步。当然，后来他也用那把刀杀过不少日本鬼子，此当别论。

　　《乱世争雄》这本书专门写土匪，书中披露说：由于武庭麟杀人太多，他的一个士兵拂晓起来大便，随意捡来两块“石头”垫脚，完事后天色微明，一看脚下：妈呀！脚下哪是什么“石头”，分明是血糊糊两颗人头——时值隆冬，人头已经冻成“石头”了。

　　三

　　土匪害人，下手之凶狠，手法之多样，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镇嵩军曾收编过从宜阳花果山下来的一杆土匪，把他们编成一支队伍守护关林庙。这些军人带着匪性，每日里奸淫掳掠，使关林庙周围的青年妇女不敢出门。

　　据关林镇老人们回忆：这些人经常半夜三更出来绑架大户人家的肉票，有时干脆大白天扒开大户人家房脊，挖掉墙根，硬说看到了这家人藏着金银财宝，直到逼得该大户人家把钱送到为止，否则便要撕票。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匪兵进了家门无所得，临走时就尿在粮瓮内，屙在磨眼里。

　　这还不算， 从1933年开始，豫西又出现了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 年春，王有与山东窜到河南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祸害了豫西多年，只杀得片片春草血泊里 ，处处村寨狼烟起。1937年，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全无收成，亦无法播种，20 多个县七八百万百姓陷于空前饥荒，伊川、嵩县、伊阳（今汝阳）、洛阳县、巩县、登封等地，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百姓只好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

　　民国时期，匪祸连绵，豫西最甚，其土匪人数之众、危害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杀害无辜之多，都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到如今，我们是责怪当时的土匪呢？还是责怪当时的社会？ 其实一看就明白，这完全是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结果，各派军阀不断混战，造成了这些又懂战术，又心狠手辣的土匪滋生蔓延。

　　土匪手段毒辣，折磨人或杀人，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划鲫鱼”， 把被害者上衣脱掉，用刀将其后背皮肤划成斜方块形。二是“吃栗子”，把受害人两个拇指拴牢，用竹签往里打，这是从旧衙门刑讯逼供学来的手段。三是“坐快活椅”，椅面上全是铁钉，令受害者坐上面活受罪。四是活埋，在地上挖深坑，强迫受害人站立坑中，然后渐渐用土掩埋，直到其窒息。有的被害人断气慢，隔了一天还在呻吟，地面上的浮土仍在动弹。

　　即使是女土匪，下手也相当狠。洛宁女匪首张寡妇的二儿子，在陕县头峪被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听恼怒万分，亲率匪众血洗了这个村庄，几乎把全村人杀光了，临走又放火焚烧了村舍房屋。

　　但俗话说得好：有老鼠就有猫，有土匪就有剿匪的。土匪的结局往往不好，不是在土匪混战中被杀死，就是被官军所剿灭，那么他们的下场如何呢——请看“豫西土匪探秘系列”最后一篇“土匪下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