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大院 《走西口》剧照

　　大概是从明代中期开始，截至清朝末年,前后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山西人或因为生活艰难,或因为边防需要,开始走西口。在这段异常艰辛的岁月里,那些曾经走投无路的山西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群体——晋商。

　　“海内最富”的晋商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格外慎重。

　　这对年轻的夫妇，就是孔祥熙和宋霭龄。不过，宋霭龄内心对这次旅行充满了不安。因为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霭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16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奢侈生活。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霭龄的仆役就有70多人。而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甚至，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都住在太谷县，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其实，晋商之富早在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就有表现。当时，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他写道：“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竟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那么，这些山西人究竟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呢?

　　走西口的历史选择

　　大概是从明代中期开始，截至清朝末年，山西人进行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走西口。

　　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山西地贫人多，引起人口外迁。历史上的山西并非富饶之地，在清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基本三年一灾。另一种情况就是当时需要有人到口外去内蒙古做生意，发展贸易。

　　最初的西口，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它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

　　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最短的一条通道。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所以，明朝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在杀虎口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清兵入关之前，在制定他们经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

　　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马上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又是请客，又是送礼，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顺冶皇帝超规格的礼遇，为清朝后几任统治者换来了极大的回报。雍正年间，朝廷调集九省大军，平定青海叛乱。清军进入草原深处之后，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发生困难。正当朝廷上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叫范毓宾的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做吧!”范毓宾的爷爷，正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八位商人之一。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13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耗尽家产，凑足144万两白银，买粮补运。

　　不过，范家“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在《清史稿·列传》中，范毓宾的名字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并列。作为回报，朝廷还慷慨地把与西北游牧民族贸易的特权交给了范家。这一下对范毓宾家族来说，实在是天大的商机，因为此前，朝廷是严禁汉人进入草原和牧民进行贸易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从此，山西人群体出外谋生有了方向。

　　一路坎坷一路辛酸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有两条：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然而，不论走哪条路，首先都要穿过长城设置的一系列关口。

　　其中之一，就是雁门关。雁门关之所以得名，据说就是因为这里位置太高，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关建好后，空中飞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过去。而一两百年前，走西口的山西人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草原，必须在数九寒天就开始跋涉。

　　然而，过了地理上的关口，走西口的山西人还要面对一系列心理上的关口。

　　出雁门关往北不到100公里，有个村子叫歧道地。在村子边有两条大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虽然两条路最终都可以到达蒙占草原，但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对最初走口外的山西人来说，蒙古草原是模糊的。在那里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果又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有人扔鞋做抉择，扔在哪边就走哪边，而这样的赌注，有时候就是自己的生命。

　　走西口的路上，危险重重。冬天结冰，气温零下40摄氏度；夏天酷暑，热得能昏过去。不仅如此，关里关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关内风光无限，但出得关去，往前一步就是风沙。所以，走西口的路上，到现在都能看到累累白骨。而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土匪。从府谷县进入包头，有个地方叫黑土崖子，许多人就是在这里被抢劫，命丧荒漠。

　　没有人统计过从清朝初年，一直到20世纪初，有多少山西人在这荒原、沙漠中跋涉过，但山西的许多地方志中，却记载了大量这样的故事。

　　例如，榆次有个姓董的人，他父亲和他母亲一结婚就走了。直到他出生，父亲也没回来。此后，他三次到关外去找。第一次失败了，过了几年给别人当长工，赚了钱又去找。直到第三次走到半路，碰到一个从西北回来的山西人，打听后得知敦煌某个庙里有个人像他的父亲。后来他就去敦煌找人，去了以后，一听对方口音是山西榆次的，马上就问对方叫什么名字。还没等老和尚回答，来访的年轻人跪下就叫父亲，最后一问，果然就是他的父亲。

　　小买卖如何成了大生意

　　其实，初走西口的山西人，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全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可是，他们凭什么就在草原上把小买卖做成了大生意呢?

　　首先，就是学说话。走西口的山西人基本上蒙语、俄语、维吾尔语、藏语都会。史籍记载，不管是掌柜还是伙计，人手一册语言书，大清早就在那儿背诵。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学习一些中草药和针灸知识。看到牧民病了，就帮人家看看，增进友谊。

　　不过，最大的机遇与国家政策相关。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和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的贸易口岸。俄国人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需要和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是因为他们想得到一种当时只有中国才出产的商品——茶叶。这种绿色的树叶，对俄国人来讲与其说是饮料，不如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有需求就一定要有供给，谁先掌握这种商机，谁就有可能发财。《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最早出现在恰克图的就是山西商人。而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市场，当时占到了俄国对外贸易的49％，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19％。

　　

　　链接

　　中国三次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几乎是同时开展的。

　　闯关东以山东、河北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山西人为主，目的地是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下南洋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一带。而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都是贫民大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的历史。

　　例如，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有人统计，在清朝268年中，除仅有两年无灾外，其余每年都有程度不同的水旱灾害。每逢大灾之年，总会有“闯关东”的巨浪涌起。

　　不过，清王朝最初以东北为“龙兴之地”，屡颁严令禁止汉人出关。所以，许多人不顾身家性命，或东出山海关，或北渡渤海，多方冒险“闯关”。“闯关东”即由此而来。直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关闭的山海关大门才开始向流民敞开。

　　在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也蔚为大观。1935年曾有学者做过调查，发现因“经济压迫”而下南洋者占69.95％。而恰恰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时期，劳动力供不应求。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甚至采取了“最吸引人的条件”。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就曾颁布了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者足够的免费土地供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房安置移民者；免费供给移民者大米和食盐一年；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这对无业、失业的流民来说，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此后，华工们的艰苦创业，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如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就是侨商陈启沅创办的。据统计，从1862年到1949年，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三省市的投资企业数即达25510家。         (据《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