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高山岳 摄

　　开栏语　

　　河洛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洛阳的春光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河洛文化大家谈》作为《经典洛阳》的新栏目，今天也与大家见面了！我们想说：春天万物发轫，文化亦可拔节，我们特邀专家来此，大家谈，谈河洛，弘扬传统文化，希望您能关注。

　　主讲人：史善刚，洛阳理工学院国际易学研究所所长，日本福冈大学客座教授，著有《河洛文化论纲》、《河洛文化源流考》等。

　　纵观中国历史，刘邦和朱元璋是封建帝王中的两个另类：他们出身卑微，却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如果花木也有历史，牡丹与这两个帝王有着相似的经历：从无名的野花到备受人们喜爱的“国色天香”、花中王者，并形成了独特的牡丹文化。

　　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

　　如果细想，牡丹这个名称很有讲究。牡是指雄性的鸟或兽，亦指植物的雄株；丹是指红色。这两个字合用作花名，似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对此，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生苗，谓之牡丹。”这句话点明了牡丹的特性和身份：它虽然开花结果，却是用根来繁衍新植株；它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

　　牡丹最早是生长在我国西北部的野生灌木，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没有名字。后来，因为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被称为“木芍药”，又名鹿韭、鼠姑、百两金。此时，人们还只是把它当作柴草。

　　到了汉代，人们发现把牡丹烧了做饭有点可惜，因为它的根还能用来入药。于是，在我国最早的药物书《神农本草经》里，有了丹皮的记载。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圹墓中出土的医简中，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牡丹的药用价值被发现了，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牡丹。达尔文在《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栽培了1400年。从达尔文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前推1400年，正是公元5世纪，这与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符。

　　一朵牡丹可能会被人忽略，但成片的牡丹盛开，想不吸引眼球都不行：人们开始赏牡丹、画牡丹。南北朝时，就有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的记录，南朝诗人谢灵运曾说“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

　　把牡丹作为观赏植物进行栽培，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始于隋。史书记载：“隋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

　　当时的牡丹虽然只有红、黄两色，但身份已经变了：它从山野进入皇家园林。

　　唐代，牡丹栽培开始流行。当时长安和洛阳两京并重，武则天把东都改为神都，洛阳牡丹随之兴盛，关于牡丹的诗词、传说也越来越多。

　　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第一次点明牡丹为“国色”。

　　这时的牡丹已有红、白、黄、紫等多种颜色，还出现了一些半重瓣和重瓣现象。

　　北宋时期，洛阳园林名冠全国，牡丹作为园林中必备的观赏植物，尤为出色：其品种更多了，栽培技术也更加完善。当时还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对牡丹的栽培管理方法进行记述，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成熟的经验。

　　技术革新使牡丹得以普及，更多的人加入到赏花行列。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而花开时，“士庶竟为邀游”，男女老幼簪花踏青，竟至“万事全忘自不知，一心留在暮春初”。

　　然而，这种“一城之人皆若狂”的情景在宋末的战火中消失了，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宋室南渡后，牡丹栽培中心南移至今天的四川彭州及浙江杭州。元代，洛阳能见到的牡丹好品种已屈指可数，重瓣品种难得一见。明代，安徽亳州牡丹兴起；到了清代，曹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菏泽的牡丹栽培开始兴盛。

　　到解放前，洛阳牡丹被推到了灭绝的边缘：牡丹种植仅在李楼一带，品种也只有20多个了。1982年赏花潮初起时，洛阳市区几乎找不到成片的牡丹，偌大的“牡丹城”，仅王城公园和牡丹公园两处有牡丹可赏，让洛阳人尴尬不已。

　　为此，洛阳市政府不断鼓励群众扩大牡丹种植规模，精心打造牡丹品牌。目前，洛阳牡丹已形成9大色系1200多个品种，再现王者之风。

　　牡丹传递美的力量

　　从牡丹的“发家史”不难看出，它几乎和我们先民生息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样深厚悠久；它的经历与我们民族及个人的经历何等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中，花卉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就牡丹而言，其花朵硕大，花姿端丽，花色奇绝，气味芬芳，不单有自然美，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美，能引发人们诸多联想，因此才从众多花卉中脱颖而出，“群芳冠绝”。

　　首先，牡丹的美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洛阳三月花似锦，多少工夫织得成”，这是对无数花工、花师辛勤劳动和智慧的肯定。

　　《龙城录》中记载，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人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牡丹，颜色各不相同，唐玄宗赐予千金。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了一个复姓东门的洛阳花匠，他是著名的园艺师，又是“接花”专家，姚黄、魏紫一接头，价值五千，富豪人家无不邀请之。

　　两千年来，记载和未记载的花工、花师不可胜数，他们以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共同创造了这一“名花之最”。

　　其次，牡丹花开时节繁花似锦，人们赋予其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并得以世代延续下来。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洛阳说过：“牡丹是我国的国花，它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是我们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今天，牡丹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代表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国泰民安、前程似锦的美好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牡丹还寄托着人们对富裕生活的期盼与追求。自宋代以来，牡丹即被称为“富贵花”，此说起自宋哲学家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写道：“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在此后历代绘画及各种工艺美术作品中，牡丹作为富贵的象征，常与花鸟、山石等组合，表达不同的寓意。

　　人们喜爱牡丹，还因为牡丹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中劲骨刚心、不畏权贵的高风亮节。传说武则天冬日游园，下令百花限时开放，独牡丹没有按时开花，结果被武则天贬出长安，扔至洛阳邙山。邙山沟壑交错，偏僻凄凉，武则天本意是欲将牡丹绝种，不料牡丹在洛阳邙山长势良好。

　　作为“富贵花”，牡丹并不娇嫩脆弱，因为它原本生在悬崖峭壁中。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土地，还是在土壤肥沃的苑囿，它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这就是牡丹的风骨。

　　“风者，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当花木有了风骨，就能给人以美的力量，鼓舞人们欣赏美、创造美，就会形成自有的文化现象。

　　牡丹文化香飘海外

　　牡丹文化的起源，若从《诗经》牡丹进入诗歌算起，距今约有3000年的历史。诗云：“赠之于芍药。”这芍药不单指芍药，亦指牡丹，因为牡丹最初无名，统称“芍药”。

　　牡丹文化的形成也是渐进完善的：秦汉只知牡丹能入药，它就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牡丹进入“书画界”；隋炀帝时，牡丹涉足园艺学；唐代，牡丹诗词脍炙人口；宋代开始，又出现了牡丹专著……其余散见于历代的牡丹诗词文赋，遍布民间的牡丹传说故事，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屡见不鲜。

　　其中，以牡丹为题材的诗词书画流传最广。仅关于牡丹的诗词，唐五代就有125首，宋代167首，金元27首，明代37首，清代67首，共计419首，作者共203人，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牡丹在当时社会引起的关注。

　　以牡丹为素材的歌曲也不鲜见，其委婉、清新、优美，能使人焕发对生活的热爱，其中流传最广的当推电影《红牡丹》插曲《牡丹之歌》。

　　以牡丹为题材的绘画名作不断涌现。据董首《广川画跋》记载，唐代画家“边鸾所画牡丹，妙得生意，不失润泽”；五代南唐时（公元923年至公元936年）徐熙画的《牡丹图》用笔清秀，意趣生动，堪称一绝；明代徐渭用泼墨法画牡丹，泼辣豪放，是一创举；清代恽寿平画牡丹，润秀清雅，自成一体。到了近代，著名画家王雪涛的牡丹画神态各异，生机勃勃；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牡丹画用笔简练，生机盎然。

　　牡丹还香飘海外，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传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至公元1830年也开始引进牡丹。

　　而在洛阳，牡丹更是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建筑物、寺院、名胜古迹、居室以及服饰，还是“牡丹燕菜”等食品，无不飘溢着牡丹的芳香，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性。

　　1982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将牡丹命名为洛阳市的“市花”，并决定每年举办洛阳牡丹花会，“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如今，洛阳已成功举办了27届牡丹花会，牡丹又成为洛阳广交天下朋友，推动旅游观光、经济贸易、对外交流和文化体育活动的使者。洛阳、牡丹相得益彰。

　　可以说，牡丹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分支，它是几千年来围绕牡丹而产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