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小团圆》甫一面世，纠缠于这本书应否出版的道德沉疴随之泛起。2月22日，台湾版《小团圆》率先问世。2月26日，香港版《小团圆》紧随其后与读者见面，而内地版《小团圆》也在4月面世。2月27日，台湾大学的张小虹教授在《联合报》撰文，严厉批评张爱玲遗产法定继续人宋以郎推出此书违背了张本人生前遗愿，在情感道义上属“盗版”行为，表示个人坚决“拒买、拒读、拒评”。对此，宋以郎罗列出张爱玲的诸份信件，以证自己并无过错。

　　若要进一步理清张小虹教授的指责与宋以郎的自辩，有必要了解《小团圆》的来龙去脉。在某种意义上，《小团圆》的诞生始于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逼迫”。1974年，从日本往台湾任教的胡兰成，遭到余光中等作家以及媒体的强烈质疑，最终丢了来之不易的教鞭。在此期间，胡兰成有意撰写自传，其中必牵涉作品正深受台湾读者喜爱的张爱玲。得知此事，张爱玲不甘被胡兰成牵着鼻子走，这才有了发愤的《小团圆》。

　　1975年，张爱玲4个月内完成了初稿，10月份完成了修改，成二稿。1976年3月17日，张爱玲誊写完628页、16万字的《小团圆》，并将该书寄给了挚友宋淇夫妇，交代其在台湾和香港两地报上连载，扩大影响后再择机出书。

　　然而，宋淇在读完《小团圆》后，没有遵照张爱玲的意愿直接推向媒体，而是给她回了一封长达6页的书信。信中宋淇表达的不是溢美之词，却是力劝张爱玲先不发表，而对文中男主人公邵之雍以及女主人公盛九莉作出较大幅度修改：将邵之雍改为双面间谍，最后或死于国民党或死于共产党之手；而盛九莉后来下乡或有其他归宿，总之，让胡兰成无空子可钻。

　　宋淇之所以如此建议，皆因《小团圆》针对性极强，书中所涉人物近百，绝大多数在现实中很容易对上号，如邵之雍对应胡兰成，盛九莉对应张爱玲。而此时的胡兰成在台湾却犹如落水狗，无法洗脱的汉奸恶名使他急欲抓住任何一根哪怕只能稍稍转移公众视线的稻草，而作为胡兰成前妻的身份，张爱玲很可能卷入漩涡不堪重责。这并非没有先例，拜胡兰成所赐，张爱玲曾登上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

　　宋淇的建议无疑触动了张爱玲。在其人生最后的20多年光阴里，她不停地删改，但受制于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难以割舍的痛楚，直到耗尽余生也未能画上句号。对这本书的出版，她的态度也曾多次出现波动。从后来的笔迹与行文风格来看，她事实上已经无法对人物进行全新解构，无法放弃过去的那些事实，更无法掩盖自己最想倾吐的心声。（易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