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清晨，驿马出厩，饮洛河之水，成为三乡驿独特的景象。

　　洛阳古代交通发达，而宜阳境内驿站密布，沿洛河北岸平旷地带修筑的南崤道上，自西向东有嘉祥驿、三乡驿、柳泉驿、甘棠驿、三泉驿等多个驿站，驿站内外，公文频递；驿路之上，车马络绎。官员的迎送和军情的递报都离不开驿站。

　　回望历史烟尘，古道上有太多的人事沧桑。

　　

　　即使到了今天，沿着洛河北岸的平旷地带西行，还可寻觅到驿站的痕迹。今年麦收前的一天上午，细雨纷纷，布谷声声，记者跟随宜阳县宗教局的领导，造访了宜阳县几个古代驿站遗址。    

　　在古代，宜阳境内的南崤道是通往陕西的一条重要官道

　　站在郑卢公路旁，眼前是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让我不禁感叹如今交通的便捷，而同行的宜阳人却说，这一线交通作为通衢大道，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里已经有了便利的交通线。

　　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的交通已具相当规模。中原各国的陆路纵横交错，当时的洛阳人苏秦，正是依赖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推行自己的合纵战略，东来西驰，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放在逶迤连绵的驿路上，做着另类的游说和传递。

　　据宜阳学者乔文博介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过去错杂的交通线，加以整修和连接，建成遍及全国的驰道。驰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标准很高，路面都用铁杵夯实。《汉书·贾山传》记载：“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驰道道路宽敞，且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美观。除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其余路面可供百姓通行。

　　古时，洛阳西去咸阳，有两条古道，一条是北线，称为“北崤道”，是从谷水出发，经新安，过渑池，穿崤山，直达陕州；一条是南线，称为“ 南崤道”，是从洛阳出发，沿着洛河北岸，经韩城，过三乡，然后拐向西北，过雁翎关，抵达陕州。这两条大道，在陕州交会后，滨黄河西上，经桃林塞和华山北麓，最后通往长安。

　　两条道路相比，南崤道地势相对平缓，沿路又有诸多山水名胜，如雁翎关东南的响屏山，宜阳境内的女几山(今花果山)、锦屏山，都是林木苍翠、风光绝佳的旅游胜地，因而途经宜阳的南崤道，要比北崤道上的人员流量大。

　　唐代安史之乱期间，由于洛阳、宜阳频受战火蹂躏，南崤道渐渐荒芜，客商往来多走北崤道，新安境内的交通更受官方重视，安史之乱后，宜阳境内的驿站还有繁忙的业务。唐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春，白居易自长安赴洛阳，途经宜阳时，写下一首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这首诗如实写出了南崤道的地理优势，不仅“山低路渐平”，路比较好走，而且四百里路途中，处处风光绮丽，难怪历朝历代，对这条线路都很眷顾，沿途设置了多处驿站、行宫、馆舍、兵站。

　　驿站的服务领域，是逐渐扩大的

　　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类似驿站的设施，其主要职能是传递军情、政令、信件，后来发展到接送官员、转运物品等多种用途。西周时期，道路上已有馆舍等设施，专供过往诸侯、使臣食宿和换乘马匹。春秋战国时，驿传运输逐渐发展起来。《左传》提到的“传”字，注家多释为“驿”。东周迁都洛邑之后，洛阳为天下之中，于是以洛阳为中心，驿站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洛阳通往各诸侯国之间都有这样的设施。据《洛阳市志》第三卷记载，当时各驿站备有递(用车)、驿（用马）、徙（靠人步行），用来传递文书。

　　递、驿、徙这些字眼，细细考究便有意味：“递”带有“邮递马车”的意思，所以是用车；“驿”字带马字旁，便是用马；“徙”就像两个人在赶路，所以是步行传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各不相同，有的称为“遽”（jù）、有的称为“传”、有的叫做“置”，到了秦朝，统一称“邮”。长途传递公文，要动用车马，叫“邮”；近距离传送叫“步传”，由邮差步行送递。

　　古代之所以设置驿站，主要是没有现代交通工具，那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其次是车，然后就是人的两只脚板了。路途遥远，行路艰难，人有走累之时，马有喂料之需，而有了驿站后，便有了歇脚的地方。所以“驿站”可说是接力站，设有固定的食宿之所。三十里一驿站，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短亭不提供食宿，亭中可歇脚避雨， 长亭提供简单茶点，而驿站可提供食宿、换马等多项服务。

　　从洛阳到宜阳三乡，距离约75公里，唐时设有5个驿站。信使在传送信函时，由于有一定的时间要求，所以每过一驿，都必须换马，让疲马休息，换上新脚力。驿站既是“招待所”，也是“ 加油站”，驿站附近的田地，只种植苜蓿和芒麦，用来喂养驿马。在宜阳三乡，至今老农还能指出古代苜蓿地，能认出杂草纷乱的土路是驿站遛马专用道。

　　乔文博说，三乡驿是宜阳比较靠西的一个驿站，古时自陕州东来，要走百里山路，到达这里时，洛河川道豁然开朗，一条大路直通洛阳，所以在此设了比较大的驿站。唐玄宗曾于三乡驿驻足，并留有诗篇，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一诗，就如实记录了这件事。还有《霓裳羽衣曲》，也是唐玄宗在三乡驿谱的曲。

　　三乡驿的具体位置，就在该乡乡政府的后面，坐南朝北，前门临着昌谷古道，后门连着驿站遛马专用道。每日清晨，驿站工作人员放马出厩，清脆的马蹄声划破宁静，驿马奔往洛河边饱饮河水，这是三乡驿独特的景象。

　　为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准确传递，历代对驿站职责都有明确规定，秦朝更是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文书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急行文书是皇帝诏书或军事情报，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滞留，所以驿马被驱赶急奔，到了驿站，往往一头栽倒在地，再也不能起来；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普通文书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

　　《唐元典》记载：唐朝每三十里设一馆驿，地方诸道驿站分六等，第一等置驿马六十匹，其下每等各减十五匹。每驿设驿长一人，每三匹马置驿丁一人，每匹马又给地四顷，种植苜蓿和芒麦，用作饲料。过往驿站的官员，依官阶高低供给马匹，一品官可供马十匹，七品以下两匹。上面白居易的那首诗中说，自陕州到洛阳，共经历十三处驿站，所以是“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这十三程驿站中，宜阳境内至少有四个，即三乡驿、韩城驿、柳泉驿、甘棠驿，略算一下里程，每个驿站的间距正好三十里。

　　柳泉驿，上演过史思明被儿子谋杀的活剧

　　宜阳甘棠驿，就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的“召伯听政处”，位于古老美丽的甘棠村（又名甘棠寨），古代这里有许多甘棠树，是风景很美的一个驿站，历代文人多愿在此驻足，题词留诗。唐洛阳人刘禹锡有《题寿安甘棠馆二首》，盛赞甘棠驿环境清幽，诗曰：“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尘土与烟霞，其间十余步。”

　　乔文博说，宜阳作为古都洛阳的西大门，占据着洛河谷地最开阔的位置，而作为驿路干道的洛河北路，又是人员往来、物资运送、军事调动的大动脉。这条历时两千余年的沧桑古道，古往今来不知发生过多少大小战事，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在柳泉驿（今宜阳柳泉村），就上演过史思明被儿子谋杀的活剧。

　　那是公元761年的初春，已经称帝的叛军首领史思明在洛阳大会群臣。二月，唐政府军布阵于邙山，接着又增兵陕州，以阻敌西进。

　　史思明有个毛病，生性猜疑，滥杀无辜，部下人人自危。他的长子史朝义，常随史思明作战，很会用兵，将士多附之，但史思明不喜欢史朝义，却宠爱少子史朝清，欲杀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当时叛军欲西进，史朝义为前锋，自北崤道袭陕州，但数次进兵，皆被陕州唐军所败。

　　于是，史朝义暂退于永宁（今洛宁），准备整军再进，史思明却认为史朝义胆怯，大骂其“终不足成吾事”，欲斩史朝义及诸将。史朝义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史朝义杀掉史思明，史朝义犹豫，低头不语。骆悦大声说：“你如不允许，吾等将归附唐军！”史朝义哭道：“诸君好自为之。”这等于默许。

　　于是骆悦诸将准备政变，当晚带精兵三百来捉史思明，悄入其寝所，史思明发现有变，翻墙来到马厩中，欲上马外逃，骆悦命人射箭，正中其臂，史思明坠马被擒。史思明问：“怎么回事？”骆悦回答：“奉怀王（史朝义）令，前来擒你！”史思明黯然道：“现在杀我太早，何不等我攻克长安后再杀我！”

　　骆悦不由分说，押史思明到柳泉驿，把他关押起来。史朝义从永宁引军还洛阳，骆悦等人担心史朝义见了父亲后迟疑，赶紧命人把史思明缢杀于柳泉驿站，然后以毡裹尸，运到洛阳。

　　由此看来，驿站向来都属是非之地，战马兵车，刀光剑影，游侠剑客，往来纷繁，动不动就要死人，所以驿站在战时都是一级战备状态，平时也有严密的防范措施，凡军事情报和官府文书，为保证其在途中不泄密，历朝都有严格的条规约束。譬如秦朝，规定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大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公文用隶书，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伪造；简书要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这说明邮驿通信很早就制度化了。

　　另外，驿站附近往往有行宫，供皇帝及后妃们使用，这是因为皇帝巡视天下，旅途上必须有很好的休息玩乐场所，而一般的驿站食宿条件有限，这就需要营建更加豪华的行宫为帝王服务——如果说驿站是招待所，那么行宫就是星级宾馆；如果说古道是一条线，驿站和行宫就是珍珠，被这条线穿起来，形成了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