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辉讲述进藏平叛的经历。记者 陈占举 摄 　　西藏和平解放前，杨光辉（右）和弟弟在部队合影留念。 记者 陈占举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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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香格里拉，平定藏区叛乱

　　“打了这么多年仗，恶仗、大仗都打过不少，最特殊的战斗却发生在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仗打得‘温柔’，也最有政治意义。”8月1日，洛阳某部队干休所内，85岁的离休干部杨光辉这样评价西藏和平解放。

　　杨光辉堪称“老兵”。1938年，他就在家乡山西沁源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儿童团，之后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多次反扫荡战斗。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陈谢兵团参加豫西战役，并荣立特等功。

　　1949年12月，作为第二野战军14军42师125团卫生队队长，杨光辉随部队来到云南漓江。刚到漓江，杨光辉他们便得知，少数受西藏贵族唆使的藏族喇嘛、贵族在云南中甸县的藏区发动叛乱！

　　中甸，就是现在的香格里拉。

　　上级决定，派125团进军中甸，平定藏区叛乱。杨光辉说：和平解放西藏，主攻任务由四川的部队承担，强渡金沙江，解放昌都；云南的部队做辅助工作，平定云南藏区叛乱，同时到云南、西藏交界处稳定局势。

　　俘虏抓了就放，一些战士想不通

　　杨光辉回忆说，当时，叛乱者以喇嘛庙为基地，挑唆、胁迫藏民“杀汉人”。叛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很多人使用藏刀，也有人使用步枪、土枪，机枪很少。他们打着“藏族人团结起来，赶走欺压我们的汉人”的旗号，挑唆贫苦藏民叛乱。

　　“叛军冲锋时都是乱哄哄地一拥而上，叫喊声一片，咋呼劲儿可大了，但在我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眼里，他们都是‘外行’，没啥战斗力，不经打。”杨光辉说。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用打，我们的部队一冲，一枪不放，就把叛军冲垮了，叛匪都跪在地上，争着缴枪投降。”杨光辉笑着说。

　　中甸局势初步平稳后，125团奉命开赴西藏、云南边界的盐津、银津，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在盐津，125团打过一场漂亮的夜袭战，一帮藏族贵族半夜正聚集在一个喇嘛庙内开会，蓄谋叛乱，战士们突然冲入，一下子将对方“包了饺子”，一枪不放就结束了战斗，干脆利索。

　　打仗很容易，善后却不容易。

　　根据上级政策，对战场上俘虏的叛匪，往往经过简单教育后就发还各自的枪支、藏刀，当场释放。可是，被释放的人没过几天就再次纠集起来叛乱，被解放军再次俘虏，再次发还枪支释放。对方又叛乱，解放军又俘虏他们，然后释放……

　　战场上，“熟人”见得多了，少数战士就有点想不通：这仗打得太奇怪了，上级的政策是不是太宽大了？

　　“七擒孟获”教育战士，感动藏民

　　部队领导知道战士们有情绪，专门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

　　杨光辉说，经过学习，他们明白了，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早就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对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中央的方针是教育为主，军事为辅，以实际行动感化、教育普通藏族群众。

　　当时的藏民为何这样仇视汉人？

　　杨光辉说，其实解放军是在替国民党“还债”。之前，当地国民党政权欺压藏民，杀害不听话的藏人，让藏民非常仇恨。解放军来后，藏民以为还是以前的国民党部队，所以部队所到之处常常百里不见人影，凡是能跑得动的藏民，都逃到雪山上去了。

　　当时，部队常常用《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典故来教育战士们：人家不理解，咱们就忍让一点、宽大一点，用真诚感化他们；人家叛乱，咱们抓住后一个不杀，放人、还枪；人家信奉喇嘛教，咱们不但不干涉，还要充分尊重……

　　宽大政策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

　　进入藏区后，除了严冬季节，解放军都露宿街头或山沟，不进藏民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旦有战士不小心违反了民族政策，部队马上开群众大会，严肃处理；藏族群众得了病，杨光辉他们拿出部队官兵视为“宝贝疙瘩”的盘尼西林，免费给人家治病……

　　“宽大政策”渐渐见了成效：藏族群众不再见解放军就跑，而是安居乐业；参与叛乱的人越来越少，逐渐绝迹……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藏族群众大都淳朴、善良、讲道理，往往部队进驻一两个月后局面就平稳了，叛乱分子即使想煽动叛乱也煽动不起来。”杨光辉笑着说。

　　四兄弟同娶一妻，藏民的贫困让人吃惊

　　刚进入藏区时，藏族人民的深重苦难让很多贫苦出身的战士都感到震惊。

　　杨光辉说，很多农奴，全部财产就是身上的一件破氆氇；农奴们受欺压很重，稍有过错，就会被割舌、挖眼甚至被剥皮。我亲眼见到过被挑断脚后跟大筋而终生残疾的藏民，趴在地上要饭，真可怜哪！

　　相对于农奴主拥有众多妻妾，西藏的很多贫困藏民家庭只能几个兄弟同娶一个媳妇。

　　杨光辉说，藏民兄弟几个娶一个媳妇，是藏区一度存在的落后风俗，也是贫苦藏民无奈的选择。我见过兄弟四个娶一个媳妇的情况，如果老大想见媳妇，就得趁三个弟弟不在的时候在媳妇的门口挂上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三个兄弟看到了就自动回避……

　　“你想啊，如果家里稍微宽裕一点，谁愿意兄弟几个同娶一个媳妇？实在太穷了，没办法啊！”杨光辉叹道。

　　当时，出于尊重民族风俗的考虑，部队不干涉藏族内部事务；而藏族贵族、农奴主也不当着部队的面惩罚农奴。

　　和平解放西藏前后，普通藏民和部队之间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敢于和解放军亲近的藏民不多。因为贵族、农奴主不允许农奴、普通藏民和部队接触。

　　“一旦发现有普通藏民或农奴和解放军接触多了，上层社会的人就会召集会议，对这些藏民或者农奴轻则罚跪，重则用鞭子、木棍抽打。”杨光辉回忆说。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两年，时间长了，双方才逐渐亲近起来，水乳交融。

　　和平协议签订，藏族贵族请他喝酥油茶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问题谈判成功，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当时，驻扎在云南中甸的杨光辉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让他奇怪的是，一次给藏民看病后，一位藏族贵族破天荒地将他请到家里喝酥油茶。

　　“对方邀请我参观他的家,见他的家人,看他的牛羊，而且端出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请我喝。”杨光辉笑着说，“虽然我听不懂藏语，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明显感到对方很兴奋，激动得手舞足蹈，对我又亲吻又拥抱，把我当兄弟看。”

　　事后杨光辉才知道，双方谈判已经成功。“其实，包括很多上层人士在内，绝大多数藏民都想安居乐业，谁也不想打仗。汉、藏人民和睦相处，才是大家共同的愿望。”杨光辉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