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办令”面前，一些心中有鬼的驻京办慌了。 　　驻京办何去何从？

　　“全国两会以后，我们将开会部署，争取在3月中下旬开始撤离，6个月内完成。”两会期间，湖北、甘肃等省市领导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省直驻京办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地市级驻京办可在审批后有选择地保留。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驻京办的千年前世

　　其实驻京办古已有之，在唐宋两代叫进奏院。不过在古代，一般只有省一级单位才有设立驻京机构的资格。

　　进奏院在唐朝中期出现，那时进奏院设在皇城要地，占地面积在1100平方米左右。鼎盛时期，进奏院长官竟拥有副宰相的地位。唐朝后期，甚至出现过地方驻京机构人员暗杀京官的情况。

　　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京师有50多个，它们有地方提供的充足经费，甚至承担起银行、汇兑的职能。从唐宪宗时开始，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类似于今天的支票。

　　从宋太祖时开始，进奏院的官员改由中央委派，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中央的政令，他们的经费主要是由皇帝划拨的，其中最大的一块是镂刻雕版的费用。这些进奏官定期把朝廷政令刻成雕版，由驿马送到地方，印成纸张文本给地方官看，称为邸报，这也是中国早期的时政类报纸。由于邸报印得太多太滥，甚至出现了宫中私生活泄露的情况，有的进奏官也因此受到处罚。

　　进奏院也是唐宋两代地方官员与京官和京城名士的社交场所。由于在进奏院里激烈地议论朝政，公元1044年，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同僚受到严厉查处，《宋史》记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

　　进奏院在元代被废止，但地方官员进京为各种事项活动的历史在明清两代从未结束过。

　　清代乾隆皇帝上谕中屡次提到的“提塘”，即是清代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师的联络官，其职责本仅限于投递本省与京师各官署往来文书。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塘”还承担了很多任务，比如夏冬两季奉送“冰炭费”，打点各衙署官吏；再如“串通军机处写字之人”传递内幕信息，发回供本省督抚判断高层动态及政治风向。故被督抚们倚为亲信，待遇丰厚。

　　同时，各省还在北京建有民间联谊性质的“会馆”，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无论官民绅商，皆可参与，会馆渐渐成为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湖广会馆就曾名重一时。

　　进入民国之后，会馆开始走下坡路，而各省都督、主席、省长以及各派军阀，先后在北京、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负责交际、筹饷，“驻京办”一词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驻京办的60年今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地方党政部门为了保持与中央的随时联络，需要一个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负责文件传送，沟通上下。

　　1949年，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内蒙古驻京办就是带着这种使命设立的。记者打开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的网站，上面记录着这个办事处成立的最初状况：

　　办事处处级建制，下设办公室、招待所（均为科级）。编制33人，其中：行政干部11名，警卫战士10名，其他工勤人员12名。

　　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处理有关内蒙古自治区方面的各项事宜，确保军务、政务、财务以及和平建设工作的开展；对在北京居住或在北京有房地产的蒙古族上层人员进行登记；在他们中间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统战工作；对少数敌特分子和他们的居所进行监控，并对其中一部分藏匿枪支弹药和电台者进行收缴；接待并负责内蒙古自治区来京办事的公务人员的食宿及保卫工作等。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而具有民间团体性质的会馆，有些就成为敌特势力潜伏的场所。20世纪50年代后期，很多会馆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各省区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一份历史资料显示，1958年至1959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

　　然而，驻京办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文革”期间，驻京办被全部撤销。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恢复了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并增设了计划单列市、大型国营工矿企业、建设兵团办事处及地市县联络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各省市纷纷设立驻京办有深刻的体制背景，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财政体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说，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中央特别是各部委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和审批上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寻求更多的资源，纷纷设立驻京联络机构。

　　驻京办，办什么？怎么办？

　　2006年，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将驻京办形容为“跑部钱进”办；同年1月5日，中纪委明确指出，要“防止和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驻京办事机构的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

　　在很多人眼里，驻京办的工作就是“迎来送往、沟通上下”，拉关系、跑项目、接待领导在京的吃喝住行。应该说，那是许多驻京办工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是最主要的职能。

　　改革开放以后，驻京办的工作重心已由行政事务转向经济服务。驻京机构的主要职能便是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收集信息，承办各种中央指定项目所需的手续和文件，也会尽可能争取各项事业所需的物资、资金和指标。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体制背景，当时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掌握着大量的项目、物资、资金、进出口的审批权。驻京办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这些部门打交道，跑资金，跑项目。

　　后来，这种“跑部钱进”逐渐变味了。为争取资金和项目，各驻京办争相请客送礼，几乎所有驻京办都附设了宾馆、酒店，除宴请部委官员外，也用来接待本省领导，挥霍浪费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或别的好处，也常命驻京办打点。

　　由于驻京办直接为领导服务，“责任重大”，且远离派出地，当地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既管不着，也不敢管，甚至不想管，因为谁来北京都需要驻京办帮忙。而驻京办又普遍设立大批的服务场馆和企业，经营管理关系扯不断，理还乱。久而久之，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据测算，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每年耗费以数百亿计。

　　国外“驻京办”都干啥？

　　美国各州有“驻京办”吗？一本名为《硬球》的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书中描写各州参议员、众议员的助手在华盛顿的旅馆、咖啡厅打探与交流各类信息，然后做出对自己老板有利，也意味着对所在州选民有利的决策。可以说，美国各州的两名联邦参议员和人数不等的众议员，有点“驻京办”官员的味道，他们必须在国会里为本州争利益，否则就会被选民抛弃。

　　德国各州的“驻京办”是政府性质的宣传文化服务机构，其功能主要是给州政府来首都柏林访问的代表团提供后勤支援，向首都公众人士提供本州的资料，回复公众对本州的相关查询，处理本州居民在首都的求助个案。

　　德国各地“驻京办”很少出现丑闻，主要是德国政府管理严格：“驻京办”虽设餐厅，但主人和客人一般都是自己付账；有专门的事务管理局负责对各“驻京办”进行管理和协调；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每年都要对“驻京办”进行考核和审计。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在莫斯科常设办事处是前苏联时期延续下来的做法，其主管都是由当地行政长官非常信任的高官担任。各办事处除了向联邦政府汇报情况外，还搜集对地方有用的信息、宣传当地的文化和旅游资源。这些办事处被禁止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如宾馆、饭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