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震惊全国的“报复社会”血案频发。这些疯狂的杀人者，是天生杀人狂，还是精神障碍患者？不可否认，此类事件的集中出现，和整个社会转型带来的急剧变化有关。

　　1

　　杀人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

　　郑民生决定实施他的“复仇计划”：手刃30名“贵族小学”的学生，没有任何先兆。

　　2010年3月23日早晨，小区阿姨看到郑民生像往常一样出门锻炼，他缓缓走着，拍着一位晨练老人的肩膀说：“走，咱们跑步去。”

　　20分钟后，血案发生了。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郑民生手握尖刀快速走向学生人群，提起一名小女孩，直刺她的颈部。短短55秒，13名小学生倒在血泊中。

　　他为什么滥杀无辜？“与原单位领导有矛盾”导致心理扭曲故意杀人?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以服众。一起起恶性案件，每一起都各有不同，却又极其相似——看似独立的杀人事件背后暗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当杀人不再是“冤有头，债有主”式的复仇，而是面向公共群体的武力报复时，就成为一种恐怖性质的犯罪，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2

　　是“天生杀人狂”？

　　每一起报复社会事件发生后，首先清晰展现的是残酷血腥的犯罪现场。同时，凶手的面目常常在公众面前一团模糊。

　　滥杀无辜的他们，是精神障碍患者，还是性格有缺陷？这些理由似乎都不够充分。

　　梳理这些案件会发现，一些凶手在惨案发生前，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转眼间变成凶徒。

　　郑民生在邻居中口碑很好，他常常替人免费看病、免费拿药。

　　张义民撞人案发生后，与张家仅一墙之隔的一位大嫂连连说：“他是个挺好的、挺不错的人……”

　　但毫无疑问，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闭的缺陷。

　　“他们的性格往往被称为屈辱人格，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如是概括。

　　3

　　社会转型期的失意者

　　然而个人性格缺陷只是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在夏学銮看来，如果报复性的凶杀案频频发生，我们就有必要看看社会本身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社会是什么？对于“郑民生们”来说，社会过于抽象。具体的、可见的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他们长期被人漠视，他们的愿望总无法实现，他们经济拮据，他们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化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期，而中国目前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

　　“湖北随州杀人魔”熊振林曾说：“我对生活、生命、婚姻都感到比较绝望。”郑民生的生活也十分拮据，邻居看到他与母亲兄嫂挤在一套房子里。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这些人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以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案发后，被制服的他仍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

　　4

　　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

　　“我们有必要反思社会对这些报复事件应该承担多大责任。毕竟，并不是每个失败者或反社会精神障碍患者都会变成现实中的杀人罪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当前社会，由于公权力和资本对社会无节制地控制和掠夺，造成某些社会个体生活在“恐惧”之中。

　　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抑制报复社会犯罪，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第一位的。同时，还应采取各种办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容易、更有规则地流动。“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才能消解官民之间、贫富之间、强弱之间的结构对立。”于建嵘说。

　　于建嵘强调：“应该让每个公民的努力和付出都能有适当的回报，让遵守规则者得利。这样才能降低民众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避免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