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洛阳邮驿进入快速发展期，其机构设置统称为“邮驿”，细分为“邮”、“亭”、“驿”、“传”，具体划分为五里设一邮、十里设一亭、三十里设一驿（传）。“驿”和“传”级别相同，所不同者“传”用车，“驿”用马。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这个朝代给了洛阳两次机遇：第一次是刘邦立国之初，在洛阳建都3个月，然后迁都长安；第二次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建都洛阳，直到东汉寿终正寝，共196年。

　　话说刘邦刚坐天下，就在洛阳一个驿站逼死了田横。当时刘邦初都洛阳，命令逃居海岛的前齐王田横到洛阳，说是要看看田横长得啥模样，其实是想杀了他。田横带着两名随从走到洛阳尸乡驿（今偃师市区以西、偃师商城遗址附近）时，不愿臣服，拔剑自刎。消息传出，田横手下留居海岛的五百壮士集体自杀，演绎一曲令人震撼的壮士悲歌。

　　刘邦上台之初就强化邮驿制度，在中央一级的九卿官职中，设置了许多官职管理邮驿。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少府中的符节令，专管符节的分发管理；大鸿胪一职，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兼管邮传，对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在州、郡、县三级管理系统中，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职便是“督邮”。《三国演义》中张飞鞭打督邮，打的就是这种官。

　　与邮传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九卿中的卫尉，其属下有一类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迎来的民间贤士。这些贤士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怀中揣着对政府的建议，满怀激情地上书论事，把涉及国计民生的提案转呈朝廷。

　　至此邮路已与政治结缘，许多历史人物穿梭于驿站间，留下了动人的故事。据我市青年学者郑贞富介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南夷发生叛乱，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与诸将一起出使西南夷，平定了西南夷的叛乱。他回到长安后，听说汉武帝东巡，便立即从长安出发，向武帝复命。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史学家，沿着长安通往洛阳的邮路，来到洛阳附近的周南驿，见到了生命垂危、滞留于此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见儿子到来，执其手哭泣道：“吾家世代为史官，你要继承祖宗的事业！如今适逢盛世，皇上欲举行封禅盛典，我即将辞世，无法观礼。我死后，你一定要做太史令，切记完成我正在编写的史学著作。吾观自孔子死后四百余年，历史著述断绝。汉兴以来，江山一统，名君贤能辈出，我为太史，不能载之史著传于后世，甚感忧惧，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莫辜负我的遗愿。”

　　司马迁俯首流涕道：“儿子虽愚，不敢有负父命！”司马谈闻言溘然长逝，后来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完成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不朽名著《史记》（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当时洛阳到长安的邮路共计950里。这么长的邮路，管理上需下大工夫。同秦朝相比，汉代邮传的最大进步，是实行了驿和邮的分流。其中步行递送方式，以“邮”命名，骑马递送方式，以“驿”命名。为提高效率，骑马传递占主流，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时称“驿置”，即后来的“驿站”。

　　漫漫邮路之上，每隔30里设一驿，每隔10里设一亭，每隔5里设一邮。驿站有住宿之处，最早接待的只是邮递员，时称“信吏”、“邮卒”，后来业务扩大，同时接待上京述职的官员。

　　需要指出的是，到东汉立国，洛阳再度成为全国的邮路中心。东汉之前的夏商周三代，洛阳都是邮路“老大”；有秦一代，建都咸阳，咸阳成“老大”，洛阳成“老二”；西汉京城虽在长安，但洛阳是汉帝国辐射东方、南方、北方的邮路枢纽，其地位不亚于长安，渐渐恢复“老大”地位，而且邮路延长，成了国际邮路——洛阳通往今日本、缅甸、孟加拉湾、伊朗等地均有邮路。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同时也是邮路）来到洛阳的。人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说古罗马有着连接四方的宽阔大道，而在东汉，这句话也可改为“条条大路通洛阳”。

　　除邮路沿线建有驿站外，洛阳城内也建有驿站，邮驿信息网的普遍覆盖，不但有利于官府的信息传递，而且使民间通信大为方便，平民的信件也可通过邮路捎带一部分。在邮驿飞速发展的汉代，邮驿呈现五大特点：第一是重新以洛阳为中心；第二是驿和邮分流，骑马传递成为主要传递方式；第三是驿站普遍建立，站内备有驿马和粮草，后勤上更有保障了；第四是信驿使或邮差统一着装，戴红头巾，佩红套袖，身背赤白色文书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第五是通信速度加快，马传每日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可行70里。

　　史载，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预测地震的地动仪。有一天，地动仪西边一个龙头口里的含珠掉落到蛤蟆口中，洛阳城中许多人还不相信发生了地震。过了几天，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证实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这一事例，足以证明当时邮路畅通，快捷高效，传达各种信息都有一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