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9个朝代交替，千里山河支离破碎，邮驿受到严重影响，驿路之上乱象迭出，怪诞故事层出不穷。

　　南北朝时期：

　　一提到南北朝，历史学者便摇头，那个时期，今天这个王朝建立，明天那个王朝灭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乱得很。这种乱象，在驿路上也有直接反映。

　　有一个“悬鼓报警”的故事，说的是洛阳人的老朋友——北魏孝文帝，在其统治期间，北方地区比较混乱，盗贼四处出没。有一年，李崇做了兖州刺史，他上任后发现，前朝遗留下来的驿站到这个时代用不上了，为啥？强盗经常袭击驿站，抢夺粮草，牵走驿马，官员和商旅通行都受到阻碍。李崇还发现，强盗抢夺驿站之后，又来骚扰乡镇村寨，怎么办？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邮驿信号传递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令每村建一鼓楼，高悬一鼓，每遇强盗抢劫，立刻击鼓报警，村民和邻村人听到后，相互支援，抵御强盗，这样一来，村村配合，强盗便很难得逞。

　　兖州乃古九州之一，在今山东省兖州市。当时北魏朝廷觉得“兖州经验”值得推广，于是北魏境内“诸州置楼悬鼓”，成为定制，这是利用通信手段对付强盗的好办法。

　　北魏时的驿站密度，已经比不上秦汉，秦汉每隔三十里设一驿站，而北魏则是四十里设一驿，但驿路两旁植有绿化树，多是槐树或柳树，绿阴成片，看上去蛮不错。北魏的驿道，往西可直通西域。北魏的信使，称呼非常特别，仿照古代鸟官龙官的名字，比如称各部曹的信使为“凫鸭”，还有称“白鹭”的，听上去怪怪的，大概取飞腾之意，形容送信人像禽鸟一样迅捷。

　　当时的驿路景象，也与秦汉魏晋各朝迥异，另类而新颖。北魏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其首都本来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后来到洛阳建都，洛阳城内到处是他们带来的骆驼。因此北魏信使大多骑骆驼送信，骑驿马的较少，我们读《木兰诗》时，发现有这样的句子：“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骆驼成了当时主要的通信工具，其速度可想而知，绝不会比驿马快。据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把鲜卑贵族的姓改了许多，当时要定四个大姓为“高门”，各地豪族唯恐定不上 “高门”，纷纷以急传书信的方式，紧急派人“星夜乘鸣驼，倍程至洛”，跑到洛阳向孝文帝汇报本族情况。

　　从以上情况来看，北魏王朝对邮驿工作还算重视，但其他几个王朝可没这么好，他们不爱惜邮驿设施，带头破坏邮驿制度，朝廷经常动用驿车或驿马，但不是用来送信，而是为皇帝选美，使者乘坐公用驿车，沿途骚扰百姓，看到漂亮姑娘就拉到车上运往京城。一些高官也违反制度，拖家带口，借用驿车去旅行。

　　你想啊？邮路和交通设施都拿来干这事了，咋能维持正常邮驿秩序？北周宣帝更加为所欲为，他从洛阳出发去巡游，乘驿马日行三百里，后面跟着他的四位皇后和文武百官侍卫，数百人都乘着驿车，浩浩荡荡地在驿路上行驰，把邮驿设施资源都占尽了。更荒唐的是，他还下令四位皇后的驿车必须并驾齐驱，不得有先有后，就像花车游行一样，把路都占了，弄得道路阻塞。

　　这样一来，正常的邮驿制度就被破坏了。南朝一些统治者也常常利用驿站耀武扬威，惊扰庶民。南齐萧子良有一篇《请停台使书》，揭露当时的邮驿弊政，他说，那些所谓使者，“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即行”，早上出了宫门，就准备耍威风，傍晚住进驿站，训斥驿吏，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高官是这个样子，一般官员会怎样呢？他们都遵守通信制度吗？答案是否定的。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个叫殷洪乔的人做了太守，有一次他从京城返回本郡就职，京城各界人士求他捎带了一百多封书信，他嫌拖累，刚走出城门，就把这些信投入水中，口中还喃喃说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为致书邮。”当然，这个殷洪乔是东晋人，但他的恶习却传下来了，使南北朝邮驿政策都怪异起来，其中之一便是不让群众通信。

　　南朝时宋朝统治时期，有一个叫陈饶的建康（今南京）人，被政府聘为测绘员，经常被派往深山老林绘制地图。因常年奔波在外，他与家人断绝了联系。他的姐姐冒死给朝廷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朝廷体谅其苦，免去陈饶的苦差，但他的上司刘诞知道后十分恼怒，把陈饶找来训斥他：“你想死吗？怎么敢越级上诉！”

　　陈饶辩解道：“官家不让百姓互通家信，因此消息断绝。这可能是我姐姐一个人的主张，我其实不知情。”官府这才不予追究。当时，朝廷不但不许百姓通信，就连下级官吏之间也不准通信，这很奇怪。

　　没有私邮，百姓通信就只能通过亲朋中任大官者捎带，或悄悄让过往商旅捎带。南朝史学家范晔和名士陆凯是好朋友，彼此常通信。有一次，陆凯托人给范晔捎去一枝梅花，赋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件事本是文坛佳话，但也说明朝廷不许私邮存在，却挡不住老百姓通信和联络感情。

　　大分裂造成了交通和通信的不便，加上统治阶级本身的不自信，故意对民间通信进行限制，就直接破坏了邮驿建设，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代才有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历史将迎来最辉煌的邮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