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契中反映出的妇女问题主要体现在：丈夫死，耕地在，可家中已经没了劳动力。寡妇拖儿带女，生活陷入困顿，只好把耕地卖掉，但卖地后的日子更加难过。　

　　从这张清朝道光年间订立的地契中（如图），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张赵氏”三个字，还可以看到一个寡妇凄凉的背影。契约中写道：“立卖契张赵氏仝（同）子某某，因为无钱使用，将自己地一段，角石为界，四至分明，金石土木尽在卖数，同中说合，情愿出卖于张耿名下永远管业……恐（空）口无凭，立契存照——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立。”

　　这份地契文字很简短，处理得有点儿草率，说明当时张赵氏急于卖地。我们还应注意到：立契时间为“道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这时刚过春节不久，说明在春节期间，张赵氏已经打算卖地了， 只是不忍心过年时卖地，才拖到是日匆匆把地卖了——她难过的心情可想而知！

　　整理这些地契时，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妇女卖地者为数不少，占了相当比例。妇女卖地有一些共同特点，就是丈夫死了，儿女尚小，这样一来，她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耕地尚在那里，但已经没有劳动力来耕种，加上失去经济来源，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子马上陷入困顿之中。

　　面对年幼的儿女，她只有一条路可走——卖地。

　　从清朝留下来的“寡妇地契”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清朝妇女有权出卖土地，妇女卖地被社会认可，国家与族人也都承认，并可以契约的方式出现，这说明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地权变动日益频繁，妇女已参与到土地买卖中来。

　　但洛阳的规矩是，丈夫在世时，妇女无权出卖田产。即使丈夫常年在外经商，或为求功名长期不归，但只要知其去处，妻子就不能出卖田宅以应对困境。如果她这样做了，族人便可以干涉。若是其丈夫已经死了，母寡子幼，处境艰难，寡妇表示不再嫁人，立志把孩子抚养成人，这在洛阳地区被认为是义举，是刚强和守节的表现，她便有权出卖田产。

　　但在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统治下，“夫死从子”，丈夫去世以后，户主由家中其他男子继承，即使儿子才3岁，对外也能代表他的寡妇娘，所以在订立地契时，虽然主事的是寡妇，但必须把年幼的儿子的名字写上去。这种例子屡见不鲜。譬如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永宁县（今洛宁县）有这样一份地契，写道：“永宁县立卖契人徐马氏，同子凌汉、凌云、凌高因使用不便，今将……”是说这位姓马的寡妇有3个儿子，她徐姓的丈夫死后，她手头拮据，将地卖掉，立契时把3个儿子的名字都写上，说明儿子是这家的主人。

　　即便是孙子，也可以做奶奶的“家长”。记者发现清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的一份地契，这样写到：“立卖契人义里一闾官又庄王门戚氏同孙某某某因无钱使用，今将……”啧啧！这真是悲惨啊！这位妇女的丈夫、儿子都死了，留下一个孙子，便是留下了希望，因生活艰难，不得已卖掉耕地，只好写上孙子的大名！在封建社会，凡是立字据的东西，更要体现出男尊女卑。许多时候，虽然实际上是妇女主持家政，但在社会上还要以男子为中心。

　　从地契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旧时妇女是最没保障的弱势群体，她们最怕遇到变故，如果丈夫死了，便立即失去劳动力和经济来源，若遇到荒年，则彻底陷入困顿，几乎没有什么出路，卖了地，救了急，以后怎么办？往往是土地卖掉后，他们的生活更加困难，连儿子都养不活，只好过继给族人抚养。

　　所以，地契中反映出的妇女问题是社会大问题，每张地契都有凄凉的背景，这在当时绝对不是个例，而是一个群体的悲哀。这说明旧时妇女不但没有政治权利，经济上也完全依赖男性。民国时期，豫西洛宁县有名的刀客张寡妇，在丈夫死后无地耕种，其长子去央求亲伯父租地耕种，不料伯父说：“我填不起你家这穷坑！我宁愿租给别人，也不租给你！”两人争执起来，长子遭到毒打，回来哭诉，张寡妇训斥道：“即便饿死，也不去求他！”遂入绿林，成为刀客——但像张寡妇这样的“超强寡妇”，世间能有几个？大多数寡妇只能在地契上画押，品味那分无奈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