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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民俗博物馆新征集到5000多件纸质文书，包括契约、金兰谱、结婚证、科举考试试卷、药单、殃书（注：人死后，家人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书写死者的生卒年月等，以定入殓、出殃、发引、破土、下葬的时间，叫“开殃书”或“批殃榜”）等，件件十分珍贵。其中，崇祯十四年地契、盖有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印章的金兰谱、附有兄长照片的金兰谱、民国时期阳城县结婚证、王辉堂切头贴等实属罕见，对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明、清、民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信俗文化、社会风气具有很高的价值。

　　契约：一部400年中国土地、房屋交易史

　　洛阳民俗博物馆此次新征集的纸质文书中以地契、房契为最多，共4000多份。签订契约的时间从崇祯十四年到民国年间，时间跨度近400年。

　　其中最珍贵的，当属一份崇祯十四年的土地契约（图①）。

　　这份契约签订于崇祯十四年（1642年）三月：王交英因家中用度不足，在见证人的说和与证明下，将自己家的两亩地租给同族的王时记耕种3年；从土地出租之日起，地上粮草一并交租地人。

　　洛阳民俗博物馆副馆长田国杰介绍，这是本次征集的契约中唯一一份明代契约，距今350多年，是一份难得的中国早期民间土地出租合同文本。

　　另有一份康熙十一年（1673年）的地契：“因为缺少，别无点转，今将自己村南坡地一亩……出卖本枝民人王交兴……日后如有返言，罚白米五石充官公用。”这是王交兴和同族寡妇杨氏签订的土地买卖合同，距今也有约330年了。这份契约的效力何在呢？在于“见人”——契约上见证人王添表和王日星均有签字。

　　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明代、清代早期的地契、房契都是民间版本，没有官方公证。官方因没参与，自然无法收取“税银”；乾隆十四年，朝廷规定土地、房屋交易和典当须由官府来公证，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税收。

　　从那以后，地契、房契开始出现两种版本：形式相对固定、盖了官印的，叫作“红契”；以前那种民间合议、民间公证的，叫作“白契”。为了管理更规范，也为了防止舞弊行为，官方规定契约还要有“尾契”：“尾契”中要注明交易时的课税情况，相当于现在的“完税凭证”。

　　还有一份中华民国时期的房契，房契中间靠上部分有蒋中正的头像，很具时代特点。

　　金兰谱：特别慎重，祖上三代的相关内容都要写明

　　兄弟情重如泰山，金兰谱至今流传。

　　金兰谱，是两人或数人结为异姓兄弟或姐妹时所立之盟约。这次新征集的金兰谱有10多份，形式多样、各具特色。

　　其中一份（见本报封面导读图）为刘思敏与源宝二人于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结为兄弟时立下的：这份金兰谱色彩素雅、形式独特，是这些金兰谱中唯一一份带照片的。纸张下方的兰花表明二人义结金兰，拜为兄弟；隶书“盟约”二字配朱砂红底，大方美观。金兰谱中间贴有大哥刘思敏的照片，照片右侧写有“源宝如弟惠存”字样，照片下侧写有“如兄刘思敏鞠躬”字样，金兰谱中还有刘思敏父母及其家庭成员的名字。

　　另一份金兰谱（图⑥）是司位则、李业隆和卢荣先三人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河南第十区师训所义结金兰时所立。这是一份折叠式的金兰谱，合上是一个小册子。金兰谱封面为大红色，印有兰草图案和“金兰谱”字样，封底写有“洛阳东街元章印刷所制”字样。

　　该金兰谱的内容以“前有管鲍，后有雷陈，道义相勖，历久常新”开头，谱上记录了三人的姓名、生辰八字、籍贯及祖上三代姓名等。从此可以看出，先人义结金兰时的慎重和认真。

　　该谱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本是三名“军校”同学私下结为兄弟的证明，却盖有一个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公章——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专用章。

　　王支援分析说，估计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鼓励受训学员重义气、讲团结，支持大家义结金兰，专发已盖此章的金兰谱供学员使用，故金兰谱上才有此章。

　　结婚证：媒人责任重大，须在其上签名

　　本次征集的近20份婚书中，有一张1941年阳城县（现登封市）一区颁发的结婚证（图⑤）。

　　“婚书说明”有以下内容：

　　“经本区审查，双方与后列规定相合者方准结婚：男女双方自愿结婚，不是父母主婚，不是买卖婚姻，不是任何强迫；男满18岁者，女满16岁者；不是直系血亲等；没有神经病、花柳病及遗传类恶疾者。”

　　这张结婚证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政府签发的结婚证书上还有介绍人“赵福喜”的签字。据推测，这是为了表明“媒人也要负起责任”的意思。在这张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政府已倡导自由婚姻，禁止近亲结婚。

　　科举试卷：考秀才前也要“三练”

　　洛阳民俗博物馆新征的纸质文书中有一类是和考试有关的，共有200多份：考生的试卷、学校准备的练习册、考生被查收的夹带等。

　　明清的科举制度规定：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资格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童生备考，像现在高中生高考前要参加“一练”、“二练”、“三练”一样，也要做不少卷子后才能正式参加考试。

　　有份考卷（图②）是当时洛阳县一个叫魏庭璋的童生的，老师阅卷后的评语是“文疵诗可”——就这位童生的考卷来看，文章写得有瑕疵，而诗做得还可以。

　　有考卷、练习册，也有考生的夹带——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抄儿”。各种各样的“小抄儿”（图③）中，有宽的、长的、大的、 小的，实在叫人大开眼界。有的“小抄儿”字体秀丽，洋洋洒洒上万字，考生还用红笔在上面标注重点。

　　切头贴：我所言若虚，甘愿头被割

　　现如今，如果你借给别人钱后把借据弄丢了，对方不承认怎么办？很简单：没办法，打官司你也赢不了。

　　古代人有办法。

　　我们看这样一份“切头贴”（图④）：出借人把借据弄丢了，他在别人的公证之下签下“切头贴”——如果我说的不是实话，我宁愿在大家的监督下割下自己的头。

　　这事发生在清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立切头文书者为王辉堂：他弄丢了王国兰、杨良借银子的票据，就在中间人的见证下立切头文书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