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

　　1941年，19岁的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决心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我因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第二次，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

　　在正式上军校之前，我们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于是，我去位于终南山汤山谷附近的引驾回镇入伍生第二团报到。刚报完到，理发员就来给我剃头，我疼得厉害，便央求道：“能不能手下留情，慢一点儿剃？”理发员说：“我剃过的将军一大堆，不能慢！”这算是给入伍新生的一个“下马威”。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营里用牛车拉来了一些旧的棉军服，发给新生穿。我领到的棉上装非常短小，连扣子都扣不上，只好去找值星官换。值星官不耐烦地说：“你自己想办法改一改！”

　　我到哪里去想办法改呢？附近又没有一户人家。于是，我再次请求换一套大的。这个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棉衣掉到了地上。值星官认为这是“犯上”，必须处罚，指着我和另一个犯错的新生说：“你们两个去把球场打扫干净！”

　　那个新生两手一摊，道：“没有扫把怎么扫？”值星官又恼了，吼道：“扫把，哪来的扫把？给我用嘴吹！”

　　我和那个新生只好脱了上衣，趴在地上吹起土来，整整吹了一个上午。

　　入伍生团的生活很艰苦，不过，我们最怕的还是跑步。一次全装备跑步，从营房到终南山脚，要跑15公里。中间队形乱了，营长便喝令大家再在操场上跑10圈，结果更是溃不成军。

　　挺过了艰苦的训练，我终于正式升到军校18期22总队步科学习。学校生活同样是紧张而艰苦的，但中间也不乏趣事。1942年冬，因为连队上的事务，我和朝鲜青年李云鹤（也是黄埔军校学生）一起乘骡车去引驾回镇。返回途中，我和车夫睡着了，调皮的李云鹤用钢笔在我们脸上画胡子，他自己却在前额描了个“王”字，然后把我们叫醒。大家对视之后，不禁哈哈大笑。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我又去了西班牙留学，后来到了台湾。退休后，在西班牙生活了一段时间，1995年定居上海。初到黄埔军校的那段生活，是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