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品茶的境界不在乎形式，不在乎味道，只在乎品者能否放下诸般执著，回归平淡。

　　国人待客宴饮，礼数中少不了两种饮品：茶和酒。二者，实在不是一样的性情，酒是激荡奔放的英雄莽汉，茶是温馨平和的素面佳人。酒，能使血液燃烧，而围炉煮茶、畅叙旧谊，茶盏间荡漾的永远是清淡、含蓄、悠远，那是中国式的温情。

　　饮酒易惹事，因酒能壮人胆。酒精一刺激，杀人也不过头点地，甚或造反的心都有了，宋江的反诗不就是酒后“涂鸦”吗？现代人似乎有点窝憋，活得不诗意不率性，尤其是白领，被房被车被上司被生存的困惑牢牢地压抑着,可一旦喝点小酒，似乎也能豪迈起来：敢在深夜大声说话了，敢和领导顶嘴了，敢和高层称兄道弟了，一副酒仙的憨态！

　　一样的酒精，作用于女人却有另一种催化作用，杯已尽，瓶已空，酒后的女人，柔软起来，简直是“侍儿扶起娇无力”，甚至哭哭啼啼、珠泪不断，叫人说不尽的同情与爱恋。

　　多少放浪形骸的故事，就此诞生了。

　　茶，就不同。茶是息事宁人的。失意人喝的是安慰茶，茶，慰其心，安其志，禅茶一味之间，心已被安放在悠远超脱的高地。得意之人喝茶，可静其心，茶香若纤手，能抚平角角落落里丛生的傲睨和狂妄。世间不平事，皆由人心不平处生发，而茶香袅绕，渐滋渐润，心境渐平，天下就会太平许多。宋徽宗赵佶亲撰《大观茶论》云：“天下之士励志清白，不以茗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饮茶者越多，说明人的幸福指数越高，此其一也；其二，人皆“吃茶去”，不妄为焉。近代作家韩素音也说：“茶是独一无二的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隔了那么幽深的时空隧道，所见略同，可见，茶的确是社会幸福的饮料。

　　是幸福啊。宋朝文人伉俪李清照和赵明诚，每饭罢，便坐“归来堂”饮茶小憩。饮前，两人猜书分茶，互相考问某诗某句在书中某行某页，以胜负决定谁先饮茶，答对的那个得意大笑乃至将热茶倾覆怀中。读书消得泼茶香，多么温暖的烟火生活啊，有书、有茶、有游戏，有笑、有嗔、有幸福。如此快乐的日子，当时，以为不过是最平常的事，却没料到，命运突变，生死离别，茶香，便成了永远的梦。

　　相对于文人伉俪的猜书分茶当小憩，明代那个茶痴李贽，便是以茶当命了。他早吃茶、午吃茶、夜吃茶；待客时吃茶，看书时也吃茶。“我老无朋，朝夕唯汝。世间清苦，谁能及子？逐日子饭，不辨几钟。每夕子酌，不问几许。夙兴夜寐，我与子终始。子不姓汤，我不姓李。总之，一味清苦到底。”这个对假道学深恶痛绝的封建叛逆，真的如一杯苦茶，清苦到了底。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狱中的李贽，在剃头后取刀自刎，血流遍地。辞世之际，李贽嘱咐家人“祭祀亦只是一饭一茶，少许豆豉”。如此看来，李贽与茶简直是生死之交了。

　　台湾作家董桥说，人到中年是杯下午茶，是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人已彻骨，天尚含糊。所以，他觉得，“到了周末，衣上的征尘已消，酒痕已干，合当在茶杯中好好听听雨后深巷超越空灵的卖花声”。

　　如是有节制的周末茶，也算生活的一个诗意逗点。而南宋罗大经的山居生活，就奢侈得不成样子了。“每春夏之交，苔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花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书，坐弄林泉，“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啜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这日子散漫得奢侈，这茶也随性得奢侈了。

　　当年，有人向赵州和尚问法，凡问，赵州皆答三个字：“吃茶去。”这三个字，便成了禅门中著名的“三字禅”公案。其实，品茶的境界不在乎形式，不在乎味道，只在乎品者能否放下诸般执著，回归平淡。这是茶的境界，也是禅的超脱。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一”就在那“吃茶去”三字之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