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前，16个女生搬到地下仓库，3个军人调换到圣经工场去宿营。

　　女孩们挤在一起睡着了。不知几点钟，她们听见帘子那边的女人们骚动起来，说是有人在门外按铃。

　　英格曼神甫打开了大门上的窥探小窗，汽车大灯的白光从门缝照进来。

　　“请问有何贵干？”英格曼用英语问道。“开门！”一个声音说，是汉语。几支步枪的枪托砸在门上，有人嚷道：“大日本皇军有准确情报，这个教堂窝藏了中国军人！”

　　英格曼神甫听到身后传来响动，一扭头见几个持枪的身影从教堂后院过来了，便低声说：“他们已经进来了！我们作最坏的打算吧！”

　　门打开了，20多个日本兵冲向教堂。

　　英格曼神甫小跑着跟在他们后面：“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士兵！请你们立刻出去！”

　　工场里的3个中国军人中，有两个已做好了战斗准备。戴涛蹲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靠近门，他拿着一把刨煤用的镐头。“这里绝对没有中国军人！”英格曼神甫的话震醒了他。

　　“老李，放下家伙。”戴涛压低声音说道。“不是要拼吗？”李全有不解。“不能拼，一拼就证明我们是神甫收留的军人了。日本人会把教堂搜个底朝天，学生和女人怎么办？”

　　“那现在咋办？”“脱衣服睡觉，装老百姓。”

　　李全有扔下榔头，正要往桌子拼成的床铺上摸索，门被撞开了，同时进来一道闪电般耀眼的手电光。

　　李全有几乎要拾起脚边的榔头。

　　“他们是教徒，家被烧了，来投奔我们的。”英格曼神甫镇定地说。“出来！”汉奸吼道。

　　戴涛慢慢起身，似乎是因睡眠被打搅而不太高兴。他披上法比的旧西装，李全有穿的是陈乔治的旧棉袍。

　　“那个是谁？”手电筒指向躺着的王浦生。“我外甥。”李全有说，“孩子病得可重了，发了几天高烧……”

　　两个日本兵冲过去，把王浦生从被窝里拖了出来，拖向院子。

　　“他还是个小孩子，又病得那么重！”英格曼神甫上来求情，“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放下他！”

　　一个少佐走上来，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说：“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在哪里扎的？”“在他家里。”“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哦，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甫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被英格曼的话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指着戴涛和李全有。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40多岁的中国男人走过来。翻译说：“这个埋尸队队员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被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那人，“你能认出他们吗？”

　　埋尸队队员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扑向戴涛，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绑到身后。

　　英格曼神甫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是在胡说！”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甫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把他打得趔趄了一下。

　　“认错人了！”李全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人？”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为自己开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全有用拇指指向自己的鼻子。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英格曼神甫说，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打过来了，耳朵嗡嗡地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