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金忠在镇上的7套新房。

　　筲箕凹村里的老院子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和一两个儿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大年初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过完今年的重阳节，秦金忠就开着私家车把母亲从陕西省平利县广佛镇送回了筲箕凹村的老院子，这是去年冬天母亲下山到镇上居住以来第四次回老家。

　　母亲在山上住下后，秦金忠就赶下山去张罗大伯父第二天的生日喜宴。大伯父今年80岁了，搬到镇上居住已有5年多时间，比母亲更适应城镇的生活。

　　这些年，城镇化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20世纪90年代的广佛镇仅有数千人，现在已经超过2.5万人，镇区面积也扩大了好几倍。

　　1　母亲下了山，满心忐忑

　　秦金忠的母亲共养育了7个孩子，长子秦金忠是筲箕凹村走出去的第一个中专生，他曾在陕西省供销商业学校念财会专业，毕业后回广佛镇当供销社会计。

　　作为当时镇供销社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会计，两年后他就当上了供销社主任，第三年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除日常工作外，他精明地经营着在镇上的生活。“我承包了一个店面，当时镇上干部冬天穿的呢子大衣，我每件180元从安康进货，然后再400元一件卖出去，一件能赚200多元。”秦金忠说。

　　经济好转之后，秦金忠不想让父母再住在山高、人少、交通不便的筲箕凹村，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山上老院子里出了两场事，给了秦金忠充足的理由说服母亲搬到镇上去住。

　　一次是母亲在老家用洗衣机，山雨来得急，母亲赶忙去关电源，收插线板。但插线板的一头还连在屋里，因电线老化，下雨导电，母亲就被电打晕在泥水里。另一次是母亲吃了一碗剩洋芋，半夜里上吐下泻，解了三次手后怎么也上不了床，双手扶着床沿，双腿跪在床前，一直等到天明。

　　发生这两件事情后，秦金忠坚决要接母亲下山进镇，“山下的楼房都盖好了，还有地炉子可以烤火”。

　　“我跟母亲说，百年后我还把她送到山上叶落归根。另外，到镇上住不让她受约束，儿子多，哪个都不跟，单独给她一套房。平常只要她做饭我就去吃，其他兄弟也经常过去看她，逢年过节都要聚会。”秦金忠回忆道。母亲辩不过，只好同意了。

　　临下山的前几天，母亲晚上睡不安稳觉，说一合眼就到了板栗子树下，或是水井湾丈夫的坟头旁。伸手往床边一摸，总感觉是一手板栗树叶或拜台上的纸灰灰。一想到要去镇上生活，她感到很为难，因为她从来没住过楼房，不知能不能习惯。

　　虽然不想搬，但母亲知道一个人在山上老院子里住着，总让儿女们担心。2010年冬天，她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坐着儿子的小车下山了，但她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秦金忠在镇上的新房是徽派风格，墙上粘着白瓷砖，中间有个露天空场，洗浴设施俱全。为了照顾母亲，他还专门修一座地炉取暖。

　　“都好，就是屋子太大了，地炉里的火也没山上老院子里的火暖和。”母亲住下后，果然时常感到不习惯，她不喜欢出去逛街，说“怕路上过来过去的车”。除了早上买菜，她大多数时间待在屋内，顶多搬把椅子坐在门边看看远处的风景。 　　2　“早就意识到了城镇化的必要” 　　

　　母亲在镇上住的房子是秦金忠2009年所建的7套房子中的一套。

　　“原来这儿是一片荒坡，别人都看不上。但我觉得镇子一直在发展，迟早那里会成为好地段。”总是“思想超前”的秦金忠，当时专门挑着月夜去勘察，用脚大致丈量了那块地后，盘算着有一天要把筲箕凹村的亲戚们都搬下来，“到时候大家还住在一块儿，热闹”。

　　秦金忠买下了这块地，盖了7套房。“现在有母亲、幺叔、弟弟秦金雨和侄子洪娃子几家都住了进去，剩下的3套还空着。”秦金忠告诉记者，“有的亲戚已经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政府补偿住到了镇上，空着的3套房子他准备卖出去，按建造成本，我现在能卖30万元一套，以后还会升值。把钱存银行才几个利息，况且空地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

　　这并非秦金忠第一次买地建房，早在2001年，还在供销社任职的他就以内部职工的身份买了单位的一块空地。“当时盖了4间两层，低价卖掉。之后我又买了单位的办公房，并将其改造成住房出售，赚了一笔钱。”秦金忠说自己一直懂得让钱活起来，但这也让他吃过亏。

　　受市场经济冲击，镇供销社在2000年前后效益不断下滑，面临改制承包。秦金忠在单位挂职后，贷款14万元只身去了延安承包水泥厂。厂区离机场太近，因为污染，两年就停了。之后，他又去温州考察，在镇上搞了一个活性炭项目，但很快也垮掉了。但与此同时，平利县实施“撤乡并镇”，广佛镇的急剧发展，使他买下的供销社门面房和房屋不断获得丰厚的租金回报。

　　秦金忠说自己“早就意识到城镇化建设的必要”，与他在西安读书学到的经济知识有很大关联，作为筲箕凹村第一个靠念书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他的想法总与山上的亲戚有所不同。

　　3 比起大城市和农村　这里更有用武之地

　　近两年，随着采矿业的发展和国家对企业财务的规范化，秦金忠迎来了事业上的转机。他搞过财务，又是供销社领导出身，镇周边的一些矿老板赏识他的口才和交际能力，先后有多位矿老板请他负责账务，“我现在同时给6个矿管账”。

　　有些矿老板的知识不多，处理跟周边老百姓的关系上也不在行，秦金忠还时常帮着他们化解危机。秦金忠说：“有一次矿上修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认为修路妨碍了他家坟地的风水，闹得很厉害。我就以情动人，打听出他的生日，买了很多礼物，给老人送去了一个大惊喜。之后，这个老大爷就不闹了。”

　　秦金忠的办公室设在自己家里，柜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蓝色资料袋，桌子上的电脑是他晚上做账报税时用的，还有一个老式算盘摆在显眼的位置。秦金忠说：“算加减法，算盘比计算器快多了。老辈人都说，算盘是个好东西，这玩意儿咱不能丢。”

　　私家车就停在屋前，但矿上还给他配的有车，接他不定期到矿上去“检查工作”。为做好自己兼职的活儿，他还专门订阅了《中国安全生产报》，学习安全知识，还成立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

　　闲暇之余，秦金忠特喜欢了解农村的习俗文化，跟老人的闲聊所得也用本子记录下来。秦金忠说：“农村这本书很丰富，它有一整套的传统文化，比如小孩升学、婚礼葬礼怎么安排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村吃的‘搅糊涂’，就是玉米粥，配什么菜好？肉不好，要酸菜，或干菜，或腌菜，就比较好。”

　　很多农村人有钱后喜欢到城市里买房，但秦金忠说，他更喜欢和农村联系更密切的镇上。“开车半个多小时就能进城，镇上除了医疗、餐饮和文化等方面比城市有所差距外，其他的和城里没啥区别。当然，住在山上也不行，那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秦金忠说。

　　4 老院子里的热闹搬到了镇子上

　　在城镇扩大的过程中，筲箕凹村老院子里的生活条件也渐渐好转。

　　山上通了电，用上了钢磨，人们再也不用半夜半夜地推磨了。剁猪草也用上了猪草机，打洋芋粉也用上了机器。老院子里还通上了水管，洗衣机也用上了。后来，政府号召修路，秦金忠的三叔就领着大家把路一直修到自己家院门外，摩托车、小汽车都能走。再后来，政府提出路面硬化，叫农民出门天晴不沾灰、下雨不沾泥，老院子前的道路又铺上石子。

　　虽然改善许多，但山里的人口还是一点点地在减少。只有快到过年时，在外面工作的人才陆续回到山里，筲箕凹村的老院子也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和一两个儿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大年初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除夕的情形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去年又有了新变化。秦金忠一大家子亲戚年三十上筲箕凹村团了年，上了坟，随后就乘坐两部小车下了山。母亲养的那只狗，就站在院子里平静地送走了他们。

　　“除了两个在外地工作的，院子里一块儿长大的十几个堂兄弟，如今大都住到镇子上了。老院子里的热闹，现在搬到了镇子上。”秦金忠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