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团 毕传国 绘

　　核心提示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他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1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农村。他能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闲聊。刘新成无意中提及，他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北山市中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中国基层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到达中县的第二天，他便到西城乡挂职，之后的半个月里，乡领导班子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洗尘，这让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2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1万多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据冯军旗统计，中县1万多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的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的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去张南国的职务。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陈书记胡球整！”

　　3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

　　论文里，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布署，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但经过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所在的华生镇成了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也摊派100多万元！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数度哽咽。

　　4　“一顶草帽还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作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年中秋节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里，甚至去北京送礼。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是，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职。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个“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人~5人)。

　　（注：本文有删节，文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