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民警周益斌在抓捕逃犯过程中身中数刀，终将嫌疑人成功上铐，但数辆出租车见其满身是血，均不肯停车，最后一名路过的环卫工人挺身相助，用电动车将其送医。

　　尽管环卫工人龚德权的挺身而出、无私相救，为濒危的道德水准和文明风貌挽回了尊严，其形象在日渐黯淡的世道人心中熠熠发光，就像“小悦悦”事件中拾荒阿姨陈贤妹的“道德拾荒”一样。但在此事中，数辆出租车先停车然后再决绝地离开的情形，依然让人如芒在背：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见死不救的遍地冷漠？

　　也许是出于出租车司机“挑客”、“拒载”的“职业习惯”，也许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世故圆滑，又或者是见到便衣的周益斌满身是血，善恶不辨下的无所适从，出租车司机们的“见死不救”固然可以在世俗逻辑中寻得一丝“合理性”，但是，经由“彭玉案”、“许云鹤案”、如皋司机救人被诬案，再到前不久的“小悦悦”事件，我们也可以窥斑知豹，类似事件其实也暗含一定的“必然性”——不是说人情必然淡薄，人心必然冷漠，道德必然稀缺，而是说，若法律和制度失当，就必然导致道德滑坡、社会冷漠。

　　我们常说，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法律固然无法控制人的心性，却可以影响道德环境和氛围。

　　一百个坏蛋对社会道德的破坏，还不如一次不当判决带给人的心理震撼和行为暗示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好坏，绝没有法律和制度环境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深。欲救令人寒彻心肺的“社会冷漠症”，恐怕还是先得让法律和制度“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