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一名农民工正在上海市的一家外来务工人员劳务市场拍摄招工公告。 新华社记者 裴鑫 摄

　　伴随着元宵节后返城的滚滚人流，以生于1980年及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中坚力量的用工市场，正迎来多重变奏。

　　春节前后，记者就中南、西南、华东、东北、华北和西北六大区域、18个省市的农民工的就业流向问题进行了专项调查。记者访谈印证：就流向而言，农民工已由“单向度输出”转变为“多向度流动”；就范围而言，“招工难”正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续性而言，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1 新态势：“招工难”更广、“用工荒”更长、“短工化”更显

　　在申苏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芜湖段入口处，巨型广告牌上往年总是唱主角的招商广告，今年春节期间悄然变脸：“热烈欢迎务工人员回乡过年，百余工种万余岗位虚位以待！”

　　走在芜湖的街头，各式各样的招工标语、广告目不暇接，尽打亲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恋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当地政府部门在春节前即多方打听、收集回乡过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册，提供给企业，电话甚至登门招人。尽管用心良苦，2月3日，当地人保部门早早为返乡农民工举行专场招聘会，但4800多个招聘岗位中，依然有过半岗位“空手而归”。

　　地处中部地区的芜湖的用工情况具有代表性。“春节过后，首要任务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芜湖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说。

　　事实上，“招工难”正从以往的东南沿海向全国蔓延。地处浙江北部的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吕海清说，他们去四川广元招工，对方回应：“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门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1个工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与以往不同，此轮“新工荒”的另一个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区域性、结构性工荒已经常态化。

　　记者调查显示，全国有26.1%的被访农民工表示，所在单位经常有“用工荒”。

　　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现象，加剧并拉长了东部地区的工荒感。近年，随着产业的区际转移和多个区域经济板块的发力，各地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大，争夺日趋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劳动力在省外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吕志华说。

　　最新调查显示，春节前从省外返回河南的农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节后不愿意继续到省外就业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数约180万。吕志华分析，沿海和内地企业给农民工待遇差距的缩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打工。比如，一个郑州富士康，吸纳的员工就达到13万。正因此，调查显示，今年河南七成劳务工就业意愿是“足不出省”。

　　造成“招工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30岁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单位工作时间少于1年，25.8%为1年至2年，仅有17.4%的人超过4年。

　　2 新矛盾：企业留人“有心无力” 农民工进城“欲留还走”

　　记者调查发现，“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两对主要矛盾：企业利润处于下降通道，员工工资的增长诉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无法满足后者；作为城市常住人口的进城务工人员渴望获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结构”，阻碍了这一诉求的实现。

　　眼下，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可谓“内外交困”：外部，欧债危机蔓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带来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币升值又进一步侵蚀了有限的利润空间；内部，各种成本上升，企业赢利能力下降，已无法满足工人对工资刚性增长的需求。一些议价能力弱的企业陷入“招工不足——开工不足——效益下降——无力招工”的恶性循环。

　　上海明天纺织制衣公司总经理徐仁明告诉记者，他在上海宝山和苏北泗洪办了两家制衣厂。由于原材料、土地、资金等成本大幅上涨，加上国外市场不景气，企业利润率逐年下降。1年2000万美元的销售额，但利润只有300万元人民币。为招工，公司不断提高待遇。目前，宝山工厂的一线工人工资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还管吃住，社保也和当地接轨。徐仁明说：“在目前的赢利水平下，这个薪酬水平短期内已到临界点，再也涨不动了。”因为招工不足，企业的产能只发挥了70%~80%。

　　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工自己却有着另一本账。老家在广西桂林的卢巧英，和丈夫两人在上海浦东航头镇的一家养猪场打工，夫妻俩年收入有5万元左右。她说，收入每年都增长，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买什么东西都贵”。今年，她和丈夫准备去福建。

　　调查显示，40%的被访农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农民工收入没有变化，11.5%的农民工收入减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内，即低于CPI涨幅。也就是说，约七成的农民工去年实际收入下降了，43.5%的农民工表示“经济压力非常大”。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记者和许多农民工朋友交流时，都能听到这种心声，“回老家，我们是城里人；进了城，我们又是农民工。”进城却难以“融城”。

　　3 新信号：“新工荒”能否倒逼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且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差距逐步扩大。当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

　　专家认为，“新工荒”客观上提供了一种倒逼机制。其一，对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提高效益，增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如果转型不成功，不要说招不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关门都不是没有可能。” 上海雅科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柯志坚说，上海提出降低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现在的客观环境已不适合低端制造业的发展。记者采访感受到，许多面临“招工难”的企业都有着强烈的危机感。“用工荒”一再敲响警钟，企业的转型升级已没有退路。

　　“招工难的问题，已经迫使企业不得不转型，我们企业的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调整，一是要创造自主品牌，二是加大研究开发、引进研发人员力度。”浙江泰普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小奇说。

　　其二，激发更多制度创新，着力破解“新二元结构”，政府尤应积极作为。“即使实际收入与内地比没优势，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获得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不少农民工还是会留在沿海地区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

　　他认为，政府不应直接用资金补贴等手段去帮助遭遇“用工荒”的企业，而应更多地从提升“软环境”入手，加快医疗、教育、培训等公共资源覆盖农民工群体，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升区域的吸引力，熨平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的波动。

　　河南省杞县县长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难”也不应掩盖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低、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于中西部诸多劳动力大县来说，转移就业的工作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