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过立春，花讯便开始多起来。明代冯琦在其诗《牡丹》中说：“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群芳是牡丹。”自古以来，牡丹就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渗透在洛阳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爱牡丹、种牡丹、写牡丹的名人不计其数。这里，我们选取一些代表人物，让他们在第3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前，与广大读者“见见面”。

欧阳修：首著《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不是洛阳人，却是洛阳牡丹的“知音”，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就是他在洛阳任职时完成的。可以说，洛阳牡丹名冠天下，他有不小的功劳。

　　牡丹原产于中国，是我国特有的名贵木本花卉。隋唐之后，随着育种与栽培技术日臻成熟，洛阳牡丹品种越来越多，民间欣赏牡丹蔚然成风。北宋时，洛阳城已遍植牡丹，花开时节，士人百姓争相观赏，盛况空前。

　　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欧阳修考中进士，次年到西京（即洛阳）任留守推官，成了洛阳使相钱惟演的助手。在洛期间，他目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遂动了写《洛阳牡丹记》的念头。

　　欧阳修虽在洛阳度过了4个春天，与牡丹的缘分却说不上很深。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他初到洛阳，抵达时已是暮春，只见到了即将败落的牡丹。第二年春天，他与梅尧臣同游嵩山、少室山、缑氏岭等，回到洛阳时花期已过，他没能看到牡丹盛开。第三年春天，适逢妻子去世，欧阳修无暇也没有心情赏花。第四年春天，他又因留守推官任满去职，只看到了早开的牡丹。

　　洛阳牡丹怒放时的盛况，欧阳修始终没有看到，不过，这并不影响牡丹在他心中的分量，因为仅那些他看到的牡丹，已让他十分惊异了。

　　在洛阳期间，欧阳修可谓春风得意。他与尹师鲁、梅尧臣、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等人结为七友，经常一起赋诗饮酒，把洛阳的山水园庭、塔庙佳处游了个遍。钱惟演厚遇文人，对他自然也非常友好。

　　据记载，欧阳修住在洛阳府邸时，曾到双桂楼拜谒钱惟演。当时，他看见座位旁边有一架屏风，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十分好奇。钱惟演告诉他：“我想写一部关于洛阳牡丹品第的书，这些都是搜集到的牡丹品种名称，已有90多种。”

　　要知道，钱惟演爱牡丹是出了名的，他不仅四处寻觅牡丹名品，还在公署后面建了一座十几亩大的牡丹园，亲自种植牡丹。欧阳修想写《洛阳牡丹记》，也是受了钱惟演的启发。

　　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花品序”记述了洛阳牡丹中的24个品种，“花释名”阐述了各牡丹品种得名的缘由，“风俗记”则描述了洛阳民间爱花、赏花、养花等风土人情。

　　作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这部《洛阳牡丹记》文辞优美、风格古雅，在科技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周师厚：再续《洛阳牡丹记》

　　宋代之前没有牡丹专著，有关牡丹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到宋代，为牡丹作谱记的人多了起来，其中第一要数欧阳修，第二就是周师厚了。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北宋仁宗皇祜五年（公元1053年）中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一生中曾两次造访洛阳，与洛阳牡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洛阳牡丹记》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二月，此时距欧阳修著成《洛阳牡丹记》已过去了近50年。

　　还在少年时，周师厚就听说“洛阳花卉之盛，甲于天下”，他对洛阳十分向往，一直想找机会来看看。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他终于如愿了。这年三月，他赴东京省亲，路过西京洛阳，“始得游精蓝名圃，赏及牡丹，然后信向之所闻为不虚矣”。

　　看了洛阳牡丹之盛，他知道自己以往所闻都是真的了，洛阳牡丹在他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时光荏苒，倏忽又过了10年。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周师厚有了更好的亲近洛阳牡丹的机会——他到洛阳任职了！

　　居官洛阳这段时间，他参照唐人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以及范仲淹的花谱，在洛阳各园对照花名进行研究，于元丰五年二月撰成《洛阳牡丹记》一卷。

　　北宋时，洛阳牡丹育种、栽培技术已很成熟，新品不断涌现，以至欧阳修晚年重回洛阳时惊呼“四十年间花百变”。周师厚所著《洛阳牡丹记》，又名《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书中记载了当时洛阳的名贵牡丹品种55种，其中仅有9种在欧阳修版中有记录。此书对牡丹的品名、花型、颜色及命名由来进行了记录，可视为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篇的增补。

　　元丰末年（1085年），周师厚又完成了《洛阳花木记》，书中牡丹品种增加到了109个，芍药品种有41个。其后张峋又著《洛阳花谱》，记述的牡丹品种增至119个。

　　洛阳牡丹名扬天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牡丹谱记，因为谱记具有科学考证价值，是研究牡丹发展演变的珍贵文献。

　　北宋文学家李廌（音zhi，四声）曾长居河南，对洛阳牡丹非常了解，其生活的时代也与周师厚作《洛阳牡丹记》的时代比较接近。他在《洛阳名园记》中说：“洛阳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

　　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洛阳人对牡丹的尊崇，只呼“花”而不称其名，与欧阳修的记载是一致的。并且人们爱屋及乌，对栽培牡丹的园圃也不刻意命名，只以“花园子”呼之，因为园内只种牡丹，别无他花，规模达到数十万株。

　　毫不夸张地说，“牡丹产业”在当时的洛阳已经形成，并且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