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我祖父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心脏差点儿停跳。

　　协议书上有劳改农场第九分场邓玉辉副政委的签字，还盖了分场的公章。离婚的方方面面都准备妥了，只差冯婉喻的签名。

　　那是1965年7月的上海，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她刚从家里走到弄堂口，准备去买自由市场收市之前的便宜蔬菜。去年年底退休的婉喻，工资比过去少了一半，她在各种花销上都争取能省一半的钱。

　　传呼电话间的老头儿已经去世，接替他工作的是他没有考上大学的孙子。小青年冲婉喻叫了一声：“冯家姆妈，××信箱有信来！”

　　婉喻打了电话给子烨。丹珏那天晚上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接到电话说一时回不来。晚上8点钟左右，子烨又下楼去打电话给丹珏，这次没有遮掩说家里有重要事情等她回来商量，而是直接说了这件重要事情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寄来了，姆妈签好字要寄回去，老头子跟阿拉就没关系了。就这桩事情，你要是回不来，就忙你的好了。”

　　听到哥哥说这番话，丹珏立刻放下没做完的实验，赶紧骑车回家。

　　婉喻读完那封信后就一直坐在椅子上。长期以来，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么渺茫。这一封信来了，她一签字，希望不再渺茫，因为不再有希望。

　　子烨已经跟母亲谈了很久，不是谈，是上课。外面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哪一场运动都要点到监狱里的“老无期”。他一个人“无期”，全家人都跟着“无期”，在单位里做人，身子都不敢伸直。现在是新社会，儿女不图继承父母的财产，至少不该让他们继承政治债务，并且是无法还清的债务。老头子早就该识相点儿，提出离婚。

　　子烨讲着讲着就迁怒到母亲，说母亲也该多为孩子们想想，在老头子被捉进去时就该跟他离婚。

　　婉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珏跟哥哥吵起来她都没有动。兄妹俩吵得邻居开始敲墙壁了，婉喻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都安静。

　　“我现在就签字。”婉喻说。

　　兄妹俩都不做声了。

　　婉喻拿出笔，笔尖对准给她的名字留下的空当悬着，握笔的手害起恩娘的晚期帕金森病来。她只好把笔放下。子烨从坐的地方站起来。一见儿子站起，婉喻往后一缩，眼泪哗啦啦地往下流。她流眼泪的风格跟恩娘也是一脉相承，到底都姓冯。丹珏被母亲的眼泪感染了，跟着流眼泪。

　　“好了好了，那就不签名，不离婚！”丹珏哽咽道。

　　哥哥说妹妹：“你还有没有原则？！离婚当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哭哭也是正常的，怎么可以一哭就改变原则呢？”

　　妹妹警告哥哥，他再逼母亲一句，她一辈子不会再认他。

　　兄妹俩人又要引来邻居敲墙壁了。婉喻就像服毒一样心一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她的手被泪水洗得湿淋淋的，弄花了“婉喻”二字。

　　那封签了三人名字的协议书被装进信封，又由冯子烨写了地址，当子烨提出明天上班的路上顺便把信投递到邮局时，婉喻谢了他，她明天一早就去寄。子烨怀疑母亲会做手脚，把签好的名字涂掉，或干脆另写一封信，告诉父亲，这个离婚协议她不合作。

　　第二天，那个装着离婚协议书的信封被投递了出去。

　　信封到达我祖父手里时，他拆开一看，除了离婚协议书，还有一张信纸。婉喻在那封信里写了她最后的关照，但在平淡的句子里埋藏了一个暗示：保重身体，将来见面的时候不至于认不出来。

　　（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