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解放军几乎不遇任何抵抗地攻向上海，上海解放了。

　　在上海解放前夕，焉识曾经任教的大学来了个年轻人，找到焉识家里。年轻人姓张，操苏北口音。他告诉焉识，一旦上海解放，学校希望焉识能立刻回去继续当教授。

　　焉识渐渐得知，解放以后大卫·韦做了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因为他193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焉识想，当时，他们大学以赤色分子嫌疑开除他不完全是冤枉他。大卫·韦到焉识的大学里来过一次，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也叫人民装），波希米亚式的不修边幅对于大卫·韦已成了过时的时尚。他看见焉识似乎有些意外。

　　大卫的眼睛在说：真识时务啊，还在做公子哥儿呢？焉识不想和他说话，想从他身边绕过。大卫却叫住焉识，说：“你现在怎么看共产主义运动？”他还是用英文说话，把共产主义说得像他家祖业，还暗示这份祖业赏了焉识一碗饭吃。

　　焉识说他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不马上发言。大卫·韦说：“你不是早发过言了吗？在共产主义者还在为这个理想流血的时候，你就已经说过它的坏话。”

　　焉识问：“我什么时候、在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的坏话？”大卫请焉识不要假装失忆。焉识觉得这样好的初秋，站在校园里跟这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争论是多方面的浪费，便告辞了大卫·韦。

　　到了夏天，学校考试的季节来了。报上登出一篇文章，自问自答：能不能放手让反感共产主义的教授教育新社会的大学生？不能！文章凶巴巴的口气让焉识马上认出来，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考试后教授都忙着批改考卷，焉识没有时间给报纸写文章答辩，就抽了一个晚上给大卫·韦写了一封信，说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于接受知识、分析知识、传播知识，甚至怀疑知识、否定知识，在他接受和分析的时候，他不该受到是非的仲裁。知识分子还应该享有最后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大卫·韦的为人他是知道的，第三天，报纸上就登出了焉识写给大卫的信。曾经代表大学去找焉识的张同志，把焉识叫到他的军代表办公室。这回张同志给了焉识一副难看的脸色，叫他立刻写一份反省书交上来。

　　焉识问张同志想要他反省什么，张同志把桌子一拍，指着焉识说：“你还不知道反省什么吗？都够得上反革命了！”焉识说自己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要反革命？！

　　张同志的脸色更难看，说：“你拒不认罪！”

　　焉识不想再说什么。他想，自己又该重新找饭碗了，不过反正不是第一次。张同志告诉他，限他在明天晚上之前把反省书交上来。他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天一早就把辞职书放在了接管办公室的门缝里。

　　以后的每一天，他都在各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中紧急翻找。婉喻和孩子们又远远地躲开了他，光是他翻报纸的声音就表明，千万别跟他说话，他此刻没任何好听的话。

　　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在报纸上一出现，人们就开始听到马路上经常有警笛叫。警笛不光是夜里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焉识也是作为被肃清的反革命分子被捕的。焉识的反革命罪状没有具体到“历史”还是“现行”，大概统统包括。

　　（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