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3日，老几和20多个老囚犯被带到很大一片开阔地，一端搭了个露天舞台，舞台两边各挂一个大喇叭。20多个老囚们相互看看，都想从别人眼睛里看到谜底，但看到的却都是彻底的糊涂。

　　老囚们蹲成一排，每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做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20多个因“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

　　到了大雪封山时，通往大荒草原外的公路交通都断了，邓指的媳妇问老几，为什么还不回家，其他“特赦”的“老无期”都走了。老几说他在等妻子的来信，妻子一定要做一番安排才能迎接他回去。

　　邓指在年底的时候病危了。第一次抢救过来之后，他还是很精神的。他问：“老陆，家里来信了吗？”

　　老几摇摇头，笑笑。

　　“你媳妇不会来信了。”邓指有点儿幸灾乐祸地说。

　　老几还是毫不担心地笑笑。

　　“你干的浪荡事儿，别以为女人不知道。女人心里明白着呢！”邓指说。

　　老几叫他别累着，说多了耗人，此刻邓指只能补，不能耗。

　　“老陆，你是个好人。”邓指说。

　　老几不动声色。

　　“邓、邓、邓政委……”

　　“行了！”邓指无力地一笑，“你跟我还用装结巴吗？我不是早就知道你伶牙俐齿吗？”

　　老几愣了，他并没有存心装结巴，他一急，一激动，一高兴或一不高兴，特别想说话或者特别不想说话，他都是这样，自然地口吃，20多年前那个讲台前用语言征服一颗颗心的陆焉识似乎不在了。

　　邓指说：“难为你了，好好一个人，把自己活活整成残疾。”

　　老几没有在意邓指的怜惜和同情，他的心思跑远了，跑到婉喻那儿去了。他见到婉喻还会不会找回原来那口温雅淡定，有标有点，落到纸上即成文章的话语呢？这时他突然被邓指的话吸引回来。

　　“颖花儿她妈是个好女人。我不配人家。我凭啥把人家带到这鬼地方来？再也出不去了……将来她有啥难处，你帮帮她，就算帮我。”歇一口气，他又说：“你看，你这‘无期’到头了，要走了，我倒成‘无期’了，哪儿也去不了。”

　　老几在邓指昏迷的三天里天天去看他。老几从邓指的昏迷感到安慰：永别世界原来是有过渡的，昏迷便是这段过渡。昏迷使你不知不觉撒开了你不舍的一切，在沉入昏迷的前一刻也许还抱着希望，生还的希望，与亲人重逢的希望，甚至康复的希望。邓指在沉入昏迷的刹那一定希望过，希望这不是最终的结局，希望他和颖花儿她妈能结束他们的“无期”，一块儿走出这里。

　　邓指去世很多天之后，他才回顾邓指说的话：假如颖花儿她妈有什么难处，请代为照顾她。颖花儿她妈是邓指带不走的心头肉，可邓指为什么要他这个70多岁的老头子照顾她，老几想不明白。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7年的4月底，高原的公路通车了，邮车带来了积存了一冬的邮件，其中没有一封信从婉喻那儿来。

　　（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