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离京西行。 记者 赵朝军 翻拍

　　玄奘年纪轻轻已经誉满京师，但对佛学，他心中仍有许多疑惑和期待。28岁那年秋天，他决定冒死离京，到印度求取真经。

　　遭遇困惑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玄奘27岁。他本就资质出众，又饱读经书，遍访名师，佛法修养已令长安高僧刮目相看，大家都认为他肩负着光大佛学的重任。当朝宰相萧瑀也看中了玄奘的才华，想请他做长安藏严寺的住持。这对一名年轻僧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荣誉。

　　但是，玄奘拒绝了。他不想停下求学的脚步，在他心中，一直藏着“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远大志向。随着对佛学研究的深入，他的困惑越来越多，当时已无人能帮他解惑，他需要另想办法。

　　我们知道，作为外来的宗教，佛教想在中国传播，译经必然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人们对佛经的翻译和理解，关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然而，正是这个译经的环节，造成了佛教教义理解上的分歧，进而产生了宗派纷争。

　　印度佛教原有南北之分、小乘和大乘之分，大乘中又有空宗、有宗之争，传入中国后，又形成了多种派别。两晋以后，中国南北佛教的区分十分明显，如北方佛教多带宗教色彩，南方佛教多含哲学趣味；北方人信仰坚定，南方人理解深刻；北方重修身，盛行禅法，倾向于苦行；南方重理论，推行“般若”之学，偏向于思辩。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极盛，南北佛学也开始结合，各种佛教著作蔚为大观，民间佛经比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多几十倍，藏经之所遍布天下。但是，著述愈多，宗派愈多，带来的矛盾也愈多。

　　当时，各地寺院的高僧都是以在某一部经书上的非凡造诣而闻名。玄奘在求学过程中遍访名师，广泛涉猎各种经论，常发现对同样的佛教理论，在不同地区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由于梵文翻译的问题，有些经文也早已不是本来面目。他对佛学的研究越深，越感到无所适从，总觉得有不同的理论在头脑里“打架”，内心产生了深深的彷徨。渐渐地，他起了一个念头：只有自己到佛教的发祥地去，看到原始的经文，才能解除心中的困惑，并把佛教在中国真正发扬光大。

　　玄奘产生西行求法的念头并非突发奇想。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梵文是当时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佛经的通用语言，自从传入中国，就一直存在翻译方面的问题。到唐代时，佛经更加难读，已达“先贤之所不觉，今者之所共疑”的程度。也就是说，先贤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到唐代更成了疑难，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佛教的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实，即使现在，译经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正文也就5000余字，但谁又能真正把它讲清楚呢？

　　年轻的玄奘开始下工夫学习梵文，他将目光越过长安，投向了遥远的印度。

　　求法榜样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焉知前者难。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后贤若不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每次读唐代僧人义净的诗句，我都仿佛能看到那些高僧西行路上义无反顾的身影。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具体何时传入中国已很难确定。最初佛教在中国流传，完全是依赖西域各国来华僧人的力量。后来，中国僧人为了寻求梵本，探访名师，瞻仰圣迹，发起了从三国末期到唐代中叶（公元3世纪到公元8世纪）的西行求法运动。有学者统计，在这长达500年的时间里，共有170名僧人西行求法，他们中只有40多人平安归来，大多数牺牲在跋涉的路上。

　　公元260年，中国第一个正式出家的僧人——颍川人朱士行成了第一个西去求法者。当时他读《道行经》，觉得译文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便不顾安危，西出阳关，寻求正本。在于阗，他得到梵文正本九十章，派弟子送回，后译成《放光般若经》二十卷。80岁时，朱士行死在于阗，未能到达印度。

　　在有名可考者中，东晋的法显是第一个抵达印度的僧人。法显3岁出家，20岁受大戒，佛学修养非常深厚，梵文基础也很好。他在读经过程中，发现经文中的错误太多，便发誓寻求真本。

　　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春天，法显与慧景、道整等人一起出发了。他们过敦煌、出阳关、渡沙河，一路艰险，自不必说。同行诸人中，有的中途折回，有的分道而行，有的遇难而死，只有法显目标坚定，矢志不移。

　　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法显历尽坎坷，终于到达印度，在那里住了8年。作为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法显周游印度时，常孤身闯入险地，有一次几乎葬身狮口；经海路回国时，因天气恶劣，他不得不在一年内换了三次船，随波逐流，还差点儿被同船人杀害……

　　归国后，法显翻译佛经，还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他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和勇气古今罕见，为包括玄奘在内的后来求法者树立了榜样。

　　玄奘所处的时代，人们求真求知，西行求法运动掀起了高潮。法显等前辈的榜样、当代赋予的责任，都在时时激励着他。他曾感叹：“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当然，玄奘也知道，西行之路充满艰险，想求取真经，甚至有可能赔上自己的性命。对风华正茂的他来说，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但是，随后一个印度高僧的讲学，使玄奘更加坚定了西行的信念。

　　冒死离京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冬天，一个中印度（印度有东、南、西、北、中五部分）的高僧通过海路来到长安，从事讲学活动，他的名字叫波颇密多罗。这个高僧很不简单，是印度佛教权威、那烂陀寺住持戒贤法师的学生，能记诵许多大小乘经典，有很高的佛学造诣。

　　玄奘一向好学，来自印度的高僧讲经，他是肯定要去听的。这一听不要紧，他深深感受到了印度佛教圣地的魅力，觉得眼界也开阔了许多。不过，波颇密多罗告诉玄奘，自己的学问并不是最好的，印度有一座最宏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也是印度最高的佛教学府，名叫那烂陀寺；寺里有位全印度人人景仰的佛教权威，名叫戒贤法师。他鼓励玄奘到印度留学，说戒贤法师可以解答玄奘的所有疑问。

　　听了这位高僧的介绍，玄奘对印度更加向往，渴望自己能早日到达那烂陀寺，拜访戒贤法师，解除心中的所有困惑，同时求得真经，归国弘扬佛法。

　　很多人看了后来的小说及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认为玄奘西行取经是受唐太宗委派。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玄奘，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其实这都是虚构的情节，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玄奘西行，最大的障碍来自朝廷。

　　原来，当时唐王朝基业未稳，四夷未靖，正在积蓄力量，欲与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进行最后的决战。在决战之前，朝廷下令封锁边境，严禁人们出关。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出于国防安全上的考虑，怕出关者泄露国家的安全信息。

　　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结侣陈表”，意思是他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上表要求西行取经。结果，“有诏不许”，朝廷没有批准，把这事压了下来。

　　大家一等再等，玄奘再三上表，朝廷始终不肯松口。要知道，西行求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得不到官方的许可，拿不到“过所”（所谓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在的护照，古称“过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均有实物出土），私自出境等于偷渡，是要被治重罪的。玄奘召集起来的那些人，最初都是满腔热血，要同去印度求法，但等的时间久了，又怕私自西行会犯下杀头之罪，慢慢都打了退堂鼓。只有玄奘不屈不挠，依然做着各种准备，等待着西行的时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的秋天，机会终于来了。当年8月，长安周围遭了大面积的霜、雹灾害，庄稼歉收，老百姓眼看要饿肚子。如果大量饥民出现，就会影响政权稳定，唐太宗怕老百姓铤而走险，急忙下了一道命令，让首都百姓“随丰四出”。也就是说，缺粮的人可以逃荒，离开京城，随意到粮食丰收的地方要饭吃。

　　对长安百姓来说，这次自然灾害是苦难的经历，但对玄奘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他顾不得许多，带上早已整好的行装，混在外出逃荒的人群中，离开长安，孤身踏上了西行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