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喻在丹珏的护驾下，乘上陆焉得包的轿车先一步告辞。此后，她再也不肯见任何人，除了她的小女儿丹珏。她和丹珏的公寓就是她的“炮楼”，她在里面抵抗任何给她“包办”婚姻的人。

　　这样的母女告别令冯丹琼备感凄凉，她提前结束了故国重游，带着几个孩子回了美国。陆焉得两口子在丹琼祖孙几人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也回比利时去了。

　　陆焉识的沉默一直持续到1984年冬天，那个冬天发生了一件事：我祖父不知怎样被重新发掘，领导一本《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我在他屋里（曾经是我的卧室）看到了聘书以及跟聘书一起寄来的便笺。便笺里说：“朱教授一再请我代问您好，他因为得了类风湿暂时不能回国……”

　　我是这样推演的：这位身在美国的朱教授热情地推荐了我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学弟，深知陆焉识的学识，也了解他揣着那样的学识在大荒漠上种青稞、打鱼，蹉跎了20多年。出版社在决定编纂这本大词典时，原先是请美国著名汉学家朱教授来挂帅的，但朱教授像所有的海外游子一样，听了太多几乎千篇一律的陆焉识式的故事，怕自己一旦回国也会像陆焉识一样去种青稞、打鱼，所以干脆举荐陆焉识，好在陆焉识是“过来人”。

　　我不知道自那以后我祖父和出版社有过怎样的讨价还价，出版社居然答应出面把陆家房产的一小部分讨要回来。那幢三层小楼的一层在1954年被我祖母抵押出去，换成了厚礼，分送给一个个可能让政府改主意，把我祖父从死囚名单上去掉的人。

　　焉识走下刑场之后，婉喻为了念政府和人民的好，把剩下的两层楼捐给了政府和人民。也许捐出房产只是婉喻表达感恩的方式——对政府和人民由衷的感恩。她感谢他们给了自己深爱的男人活下去的机会。

　　焉识的请求被恩准了，他把陆家的第三层楼打扫干净，粉刷油漆，趁着丹珏带婉喻出门看病的机会，火速把红木八仙桌、红木椅子、红木高几和婉喻的红木梳妆台全部搬了过去。他回到丹珏的房子里，准备搬婉喻的衣服、被子以及婉喻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焉识20多年里给她写的信。

　　就在他的环境掉包计快要圆满完成时，丹珏搀着婉喻从医生那里回来了。婉喻站在门口，看着八仙桌和高几在墙壁上留下的印痕，“老婴儿”的眼睛瞪得溜圆：她最后的记忆坐标也消失了。丹珏意识到了不祥，这个“老婴儿”彻底迷惑了。

　　焉识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便把那个装着旧信件的漆器箱子捧到她面前，对她说：“你、你看，都在这里……没有动过你的……”婉喻婴儿般的眼神是完全陌生的。她渐渐看清了他手上捧的是什么，一把将漆器箱子夺了回去。

　　她的眼神惊恐而决绝：一个陌生人居然碰了她最私密的物品。丹珏赶紧给父亲使眼色，要他立刻回避。

　　“阿妮头，是我呀！”焉识偏偏不识趣地说。

　　“你是啥人？”婉喻以孩提的含糊口齿反问。

　　“我是焉识啊！”

　　“焉识……是啥人？”

　　“是……这个人。”焉识指指漆器箱子。他像教班级里最愚钝的学生那样，替对方使劲地皱着眉。

　　婉喻突然狠狠地给了焉识一个耳光，准确地说，她给了企图盗窃那些信札版权的无耻之徒一个耳光。

　　“你快走！”丹珏对焉识说。

　　焉识还没挨够似的，往婉喻跟前凑。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家具、床上用品，跟婉喻的小日子眼看要开始，就是没有准备好婉喻的彻底反目。 （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