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都要牟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但是，人与人之间一旦形成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关系，就会以一种“对他人有好处”的方式对社会尽责任。民主、人权、职业道德等都具有这种社会契约性质。这种利他并不高尚、纯洁，但实实在在。

　　美国人并非天生善类，也没有怀着“无缘无故的爱”。他们从来没有打出过“大公无私”的旗号，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行事。

　　美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公开宣称立足国家利益，出于保障人民热爱的社区生活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只是其“心态文化”——“美国精神”特征以及相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它的利己追求方式，可以扬弃惯常的兽性丛林法则，不必沿袭弱肉强食的旧时掠夺手段，转而通过利己与利他的优化调谐，为自己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和充分的发展机会。

　　前文论述了“美国精神”是优质“发展动力机制”与北美具体情况相结合生成的一种社会性意识形态，一种高明的“谋利之道”：从“利己私心”出发，通过“爱（利）人”而“使人爱（利）己”，获得安全、持久、高效的利益最大化成果。其渊源可追溯到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徒文化。

　　人性天然趋利避害，利己之心是一切进取行为的驱动力，这是清醒理解人类活动的最重要准则。体现在信徒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们必然按照自己的利益，出于现实的考虑，对不同的教义作出选择，并且利用教义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正当性。

　　在新大陆，皈依以爱心为核心的诫命总纲，奉行加尔文宗的职业道德观，恰恰是协调、振奋和团结纷至沓来的广大新移民的需要，是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开拓事业、增进福祉的需要，是在充满未知风险因素的新天地建立安定社区和美好家园的需要。其间，从“五月花”号上的签约志士到以开国元勋为代表的一辈“义人”以及历次大觉醒运动的倡导者，都起到了启蒙、宣导、奠基的历史作用。

　　对于清教徒来说，宗教背景的使命感或价值观，借此同入世务实精神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对于一切美国人来说，在互利共赢中追求安全、持久、高效的利益最大化成果，就是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优选交会点。

　　无论是个人追逐“美国梦”、企业做大做强、国家外交以至全球战略，这种谋利之道都具有两大方面的功能：一是据以确定理念、目标或政策，二是据以确定推行这些理念、目标或政策的行为规范和具体手段。因此形成了一系列自觉的社会习俗或社会公约、法律条款等。

　　基督教是“契约宗教”，美国处处都彰显着契约精神。契约建立在公平、协商、自愿、诚信的基础上，体现了缔约双方的共同利益，得到国家法律保障。作为人际合作、利益交融的切实有效信用规范方式，它已成为美国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有力地维护着“美国精神”主导的谋利之道，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正常运行着。

　　实践证明，在新大陆特定的人文地理环境条件下，这种互利共赢谋利之道，为当时正在勃兴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提供了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的保障；非常有利于人的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促使各方生机勃勃地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奇迹般地加快了科技创新步伐，进而改进生产方式，细化社会分工，扩大贸易规模，导引社会进入正常发展轨道，在后来的全球化经营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摘自《美国凭什么》 庞忠甲 陈思进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