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当年是个摇滚青年。

　　确切地说，他是个摇滚迷。他有满满一抽屉摇滚音乐磁带，还有一把栗色的吉他。有一年暑假他从市里回来时，穿着一件黑色文化衫，上面印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据说叫切·格瓦拉，是出生在阿根廷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戴着红星贝雷帽，表情严肃。我们觉得难看，我哥却天天穿着它，舍不得脱下来洗。那时的他，又高又瘦，微驼着背，一脸深刻而痛苦的表情，真是酷啊。

　　据说摇滚代表人类的愤怒。

　　我哥是有理由愤怒的。

　　都说天道酬勤，也不尽然。我哥学习十分刻苦，他的台灯，从来都是半夜12点才熄灭，又在第二天早晨5点亮起，他眼皮一扒就开始背书。我怀疑他的高度近视眼，就是天天一起床就看书看出来的。

　　二

　　我哥这样苦读，高考分数也只够上市里的技校。当然，那个时候考上大专就可以请街坊喝酒了。我妈说：我儿考不上大学，我不怪他，他尽力了。

　　毕业后我哥进了一家国企，没几年，企业被一家外企全盘收购，24小时机器不歇、人不歇，三班倒。外企的墙上贴着标语“如果你不能奉献智慧，那么请你奉献汗水”。我一度以为，我哥从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6点，在操作台前是坐着的。就在去年有一次闲聊时，他笑道，哪能坐着呢？是站着的。他的语气那样平淡，好像那么站一夜，年复一年的，是不足为怪的一件事。

　　这份工作我哥干了8年，就像愚公移山，房贷一个月一个月地还，快还完了，他女儿也一天一天长大，而且成绩优秀，一解我哥当年苦读之囧。所以当我哥兴奋地宣布他准备跳槽时，得到了我们的一致支持——没白没黑地干了这么多年，他说自己想有个新的人生规划了。事情缘于他过年时的一次同学聚会。我哥有一个当年成绩差得一塌糊涂的同学发迹了，在讲了一遍自己传奇的奋斗史后，他捏着酒杯搂着我哥的肩膀说：到我这儿来，一句话！我哥当了真，年后就辞职了。

　　三

　　醉话怎么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对于没有特长的我哥来说，不那么容易安排岗位。

　　我哥在之后的半年时间，基本闲在家里。我们一开始想，到哪里都有一碗饭吃，但是我哥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做长久。突然没了收入，积蓄一点点被掏空了，我哥家里天天鸡飞狗跳，他女儿考试也发挥失常……直到我哥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份新工作，薪水微薄，却很清闲，干两天休一天。我们都很知足，我哥累了这么多年，也该轻松一下了。至于钱的问题，我和弟弟自给之外，略有余力可作贴补。说这些话，是在端午，全家团聚，饭后我们兄妹几个在小院里闲聊，这样宽慰我哥。夜色里，我看不清我哥的脸。他本来就寡言，近来话更少了，只见他勾着头，站在葡萄架下，手中的烟头一明一灭。

　　四

　　端午一过，天说热就热了。

　　走在树荫下，也觉热浪袭人。城市大搞建设，路边正在挖天然气管道，几个戴着黄头盔的工人在施工，半天的工夫，已挖出一大堆泥土，高高地堆到路边。我下班时踮着脚走过，突然看见积着水的坑道里，那个又高又瘦、长筒靴踩在黄泥浆里、眼镜随着汗水滑到鼻尖的工人不是我哥吗？算算那天正好是他的休息日。

　　我没有喊他，嗓子眼被堵上了，阳光这样白亮灼人，我眼前一片模糊……

　　我哥，从小到大，一直很努力，不偷懒，不贪心，很呆板，很笨拙。生活对他而言，从来没有一点儿偷闲取巧的可能。

　　这样的人，在这世上占了大多数。现实乏善可陈，幸而有人间乐趣种种，有人嗜烟，哪怕一包红梅；有人好酒，哪怕一瓶二锅头、一碟猪头肉；有人摸着牌可以不眠不休，这些都是快乐，真实的快乐。而我哥，除埋头死扛之外，何以解忧？说来奢侈，仍是他那一抽屉听旧了的磁带，他那把已经磨破的老吉他，他酷爱的切·格瓦拉，睁着一双倔强的眼睛，据说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坚韧。

　　人的坚韧，是一丛鲜花，在瓦砾里也能骄傲地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