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8月27日，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二次审议。二审稿作出多项修改：明确鉴定的性质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删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条件条款；删除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请复诊、鉴定权。（8月28日《新京报》）

    删除“强制住院”规定，能否算得上民意的胜利？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外界之所以对删除“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期望过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强制收治“被精神病”已成个别地方用以打压上访者的一个重要手段。

    2010年，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发布《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十分混乱。这不仅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的风险。”

    正如有评论所讲，现有的制度设计，一方面精神病的强制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广，“疑似精神疾病患者”都可以作为强制收治的对象；另一方面，对于患者权利本身缺乏尊重以及保护，难免导致客观上的伤害。

    如果再加上权力本身的异化以及责任的错位，最后会产生“正常的人成为精神病，而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满街乱跑无人问津”。

    收治与不收治，确实是一个问题，期待之中有隐忧。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改与不改可能都将沦为形式上的进步。正如强制拆迁，无论是将决定权赋予政府部门，还是由第三方的司法主导，在权力无所不包的语境下，依然无法摆脱权力自话自说的现实。一部条例的改变无法杜绝强拆现象，一部卫生法的条款改变，自然也无法杜绝“被精神病”的发生。

    很多时候，问题不是出在法律本身，而在于执行的人。

    权力乱作为背后兼具行政不作为。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人强治收治的同时，必然有精神病人被置之于外。

    删除“强制住院”中有民意期待，这是推进立法的动力所在，也是判断立法是否进步的标准之一。但同时，删除“强制住院”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现实困局，如何不让制度设计成为各方推责的借口，需要正视和解答。